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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氏、司徒氏两大家族在赤坎一带经过几百年的农耕,改变了当地水草芦苇茂盛、滩涂荒凉、渺无人烟的状况,商贸流通到明末清初频繁起来,今赤坎镇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水运条件日益为他们所重视。

最早进入赤坎镇设墟的是司徒氏家族,他们大致于清朝顺治年间开始在今天赤坎镇东端潭江边建立了一些临时的摊位互通有无。关氏家族利用潭江开展商贸活动的时间并不比司徒氏家族晚,但是他们最初没有选择赤坎镇,交易的地点是在驼驸东南的横头岭附近,逢二、七日开市。大约在康熙十二年 (1673) 左右,关氏家族也将他们开设的墟集迁移到了赤坎镇的西端。

康熙十二年的《开平县志》 ( 不分卷 ) “舆图志”记载:“赤勘墟,趁三、八日。”可见,赤坎最初叫“赤坳”,因当地多红土而得名。此时,已经有了稳定的交易日期,逢三、八日开市,关族也放弃了原来逢二、七日开市的习惯,适应了赤坎的要求。我们今天很难弄清楚这开墟的日期是司徒氏开集就确定下来关族适应的呢,

还是后来两族约定的?不过“首创权”在这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告诉我们,在清朝早期,赤坎墟已经是一个稳定的乡村贸易集市了。进入墟集交易的多是周边乡村的民众,交易的物质也基本上是农副产品。设固定摊档的少,流动的小贩营生多;闲日购销少,墟日比较旺盛;朝开市,夕收档。

如果从司徒氏家族设墟集算起,赤坎古镇距今已经有三百五十年的历史了。

想当初司徒和关氏两大家族在清朝初年不约而同地选择赤坎开设墟集,一定是从地理位置的因素考虑较多。司徒氏集中居住的堤南北两面被潭江包围,是一个江中的洲 滩,不论他们在南边还是北边建立墟集,与外界的联系都不太方便,远来的货物或商人想以此中转他处,就必须两次渡过潭江才能实现,这对一个以小本交易为主的墟集来说不仅交通不便而且成本也高。在这一带开设墟集既要利用潭江之便又不能增加交易成本,是一个基本的原则。民国《开平县志 ( 卷十二 ). 建置志》对此做了清楚的记载:“旧有二、七市,在驼驸东南之横头岭附近,其货物由牛淹水涉头起落,因直步头距市远,转运不便,乃迁建今市。”

关族墟集的位置移动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在赤坎设墟的基本规律赤坎镇正好位于潭江与一条河涌交汇之处 , 宽阔的河涌行船方便,又可以避开潭江的风浪,而这段潭江江面河道顺畅,水流涨落平稳,水质清澈,江中没有沙洲,便于交通和运输。后来赤坎镇沿这条河涌北岸而建不是没有道理的。何况在康熙年间以前,赤坎镇所在之地已经开辟为沟通潭江南北的渡口。所以,在康熙十二年 (1673) 赤坎设墟的同时,清政府在此设置驿所,加强对交通的管理,提高了服务层次。

赤坎古镇当时能够成墟还有一个地貌方面的优势。赤坎周边一带基本上是冲积平原,地势低洼,潭江及其支流每年都会造成这一带的洪涝之灾。据开平市华侨博物馆、祖籍赤坎镇北鹰村的关旭辉馆员介绍,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大的洪水袭来,村内房屋还会普遍受淹,人们只有逃往碉楼躲避,他自己就有过进碉楼避洪水的经历。赤坎镇所在的地方则是一个东西向的长条状台地,有利于防御洪涝之灾,适合作为定期交易的墟集选址。总不能让人们在汛期逢三逢八日站在水中交易吧。

赤坎是以商贸立镇,形成了商业文化,经商的气息浓厚,家族的影响和他们相互之间的竞争也随处可见。

牛墟的变迁赤坎古镇从清朝就出现的卖牛场,到民国时期发展成为广东省内几个重要的耕牛交易市场之一。每逢墟日,县内各地和台山县白沙镇、三八镇以至新会、恩平、新兴、阳江、阳春、中山等县的牛贩和农民都会聚集到赤坎进行耕牛交易买卖,进场出卖的耕牛多达两三百头,镇上的大小旅馆常常挤满了说各种方言的牛贩。一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赤坎还是广东重要的耕牛交易市场,保持着每墟成交百多头耕牛的记录。随着赤坎市政建设的扩展,牛市也由道光年间在上、下两埠之间的场地转移到下埠中华东路北面的街巷,今天这条街巷还叫“牛墟”,“文革”期间一度改名“ 红卫路”。不过今天这条街巷已经不卖耕牛了,又转到了堤东路司徒通俗图书馆对面,规模远远小于当年。

下埠还是远近闻名的生猪交易场所,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司徒亮的 " 恒益”猪栏和司徒声祥的“泰益”猪栏交易量最大, 都有八名雇工。另外还有“均生”、“厚生”、“和记”猪栏 . 司徒通俗图书馆馆长司徒亮老先生告诉我,当年下埠的猪栏批发生意非常红火,每到墟日前的一天晚上,长堤沿岸排满了各地来的运猪船,等着第二天的交易。猪栏里的猪粪之多也成为一种商品,用船运到恩平、台山销售。

上埠则是珠江三角洲西部和粤西的两阳地区鱼苗的中转站。

鱼苗一方面来自肇庆、南海的九江、顺德和本县的长沙和水口一带,另一方面是本镇以打鱼为生的蛋民在潭江捕捞的,销往本县各地以及台山、新会、恩平、阳江和阳春。春季交易期是从农历二月初二至三月二十三日,肇庆、九江、顺德的鱼苗船将鱼苗运来,由鱼苗商号收购出售。夏季交易期是农历八月由赤坎的鱼苗商号去肇庆等地采购,运回出售。抗日战争时期,水运中断,鱼苗运输改走肇庆,当时由赤坎到肇庆是经过开平县城所在地苍城,走泗合、矮岭、更楼、金介坑、白土,到肇庆。运销繁忙的季节,每天往来赤坎、肇庆的鱼苗数以百担计。赤坎上埠的关族在堤西街也因此出现了十几家鱼苗商号,生利、胜利、合利、水利等四家交易额最大,它们还专门在镇外修建有池塘放养鱼苗,或有专门的船进行养殖。

1952 年,开平县在此建立了“赤坎鱼苗场”,这是粤西第一个国营的鱼苗场。

关宝湖的生意经

2001 年 1 月 15 日 ,我又一次到赤坎镇调查,张建文馆长在关族图书馆为我引见了关宝湖老人。

当时,关宝湖老人已是九十三岁高龄,他在大儿子关碧能 ( 开平六中教导主任 ) 的陪同帮助下,向笔者讲述了他家的经商史。

我就出生在赤坎镇上,那一年是光绪的最后一年 (1 908) ,我听老人说出生时中国很快就换了一个小皇帝。我的祖父叫关业溥,他不是赤坎镇上的人,老家在今天塘口镇的以敬村委会,原来是赤坎管的地方。我爷爷和他的儿子,也就是我的父亲关定荣二人早年曾经坐船去美国,听父亲讲在海上走了几个月,吃了不少苦。到美国后很不习惯,感到害怕,不久父子两人又回来了。我的叔父关定俸则是去了古巴,后来跑到了美国。

我爷爷关业溥的爷爷和父亲在赤坎镇上经商,与其他的关族人一起合股做粮、油生意。所以,他们从美国回来后就在赤坎镇粮油铺帮工,父亲关定荣还要经常回以敬村照顾老人。

我们家的粮油铺后来转为经营洋布、洋服和其他洋货,生意很好。洋货主要从广州进,是哪些国家的,我记不清了。

后来,我的叔父关定俸从美国回来探亲,拿出两三千元投资新买了个店铺,有七十多平方米,就是我小儿子今天开铺的那个地方 ( 中华西路 77 号 ) 。开设一个米饼铺,铺号叫“杏香园”。我爷爷和父亲在这里一直就做饼的生意,做了十多年,日本仔来后才停下来。把日本仔打走后又开始做。

我有兄弟四人,排行第四,大哥和二哥都去了加拿大,三哥关宝行到广州读书,读法律科,读到大学,毕业后当法官。最后回来赤坎,是我们关族图书馆的第二任馆长。

我读了五年小学,本来可以到美国去,但是我的叔父关定俸不同意,他劝我父亲说,我们在外面搏命,侄子应该留在家里学做生意,将来有个保障和退路。所以我就没有出去。十二三岁就在米饼铺学做生意了。把日本仔打跑后,我想出去做做,就到了广州,做过建筑工,只做两年,又到广西做樟木生意,主要是运去香港。一解放,我又回到赤坎,继续经营米饼铺,卖些烟、酒、糖。“文化大革命”时停下来。

1 984 年政府落实侨房政策,把米饼铺还给了我们,五个月后我就开店了,叫“湖记杂货店”,是镇上最早恢复的店铺。

做生意是最稳当的,不管遇到什么情况,只要勤苦一点,都能够有口饭吃,挣一分两分都是自己的,不像干别的事事要看别人。还是自己做好点。

我告诉子女,做生意要注意三条:诚实,货真价实,薄利多销。不要想一下子就发财。

现在我年纪大了,做不动了,把店铺交给了小儿子,和他一起做,主要是他打理了。

说到以前赤坎的生意,好旺,什么都卖。附近村的人都在这里买东西,还有台山、恩平、阳江、阳春的外地人。墟日里,街上人都走不动。关族人多,什么都做。上埠旺些,古今如此。建材铺上埠多,关崇雅的“公安祥”是最大的,外地人都来这里买东西。上埠海旁 ( 按:镇上的人习惯把沿堤街叫海旁,因为五邑地区至今都是把河称为海。 ) 是最大的鱼种买卖市场。下埠海旁医生多,医生好多是外姓人。司徒的人做加工生意和牲口生意的多。

外姓人不能够随便进入赤坎,要买房做生意需要通过关姓和司徒姓的同意或介绍。

湖伯有五个儿子、三个女儿,十一个孙子孙女、七个外孙。

改革开放以后,他凭着对经商的信念,要求孩子们都从事商业,而且分头做不同行当的生意,不能重复。他说这样可以做到东方不亮西方亮,更好地化解风险。于是除大儿子继续教书外,其他的子女又都在镇上分别开起了不同的商店,或电器五金,或服装,或饮食,或副食,相互之间不竞争而是互补。他的孙子们至今也是经商,除了在赤坎镇,有的还走去三埠开店,如今赤坎镇最大的“立民电器店”就是他的孙子开的。关宝湖本身来自一个经商世家,而今他带领儿孙继续发展成为赤坎古镇上有名的商业家庭。

关宝湖一家上百年的经商传统和信念在赤坎古镇很具有代表性,正是在关、司徒两族中有这样传统的商业世家存在,才推动了赤坎古镇商业的持续发展。

 

“双全饼店”的司徒后人

2001 年 6 月 3 日 ,我陪同凤凰卫视的《寻找远去的家园》摄制组到赤坎古镇选景,在司徒通俗图书馆见到了八十六岁的司徒擎老人,他向我介绍了双全饼店 ( 解放路 9 号 ) 的发展过程,后来还为我书写了比较详细的回忆材料并提供了他们家的旧照片。

我的祖父叫司徒超豪,他是光绪年问来赤坎镇下埠打工的,到民国十七年 (1 928) 靠自己慢慢积攒下来的资金在下埠衙前街开了一家饼店,叫“双全饼店”。我祖父很聪明勤劳,饼店生意非常旺,使他有经济能力将家人接进镇里,一家六口人生活得比较好。

祖父有四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儿子司徒钿贞、二儿子司徒镒孙贞、三儿子司徒钜贞、四儿子司徒锐贞。司徒锐贞就是我的父亲。祖父在民国初年去世,饼店的生意由长子司徒钿贞掌握,家庭的生意没有受到影响,一样蒸蒸日上。大伯父将二伯父、三伯父送到了加拿大谋生,他和我父亲留在赤坎操持家庭生意,他们两个人忙不过来,店铺还雇请了工人。两个伯父后来不断从加拿大寄钱回来,使店铺生意扩大,房屋铺面也重新进行了翻新改建。建成的两座三层楼高的加工厂和铺面,非常气派,加工厂房顶横匾上题名“双全记”,对外卖东西的楼房房顶招牌写的是“双全礼饼滋饱”。这两座楼房现在还在衙前街。

民国十三年 (1924) 大伯父司徒钿贞去世,家庭生意由我父亲接管。

我父亲告诉我,当时赤坎镇上有很多饼店,最大的有两家,都是司徒氏的,双全饼店是其中的一家。经营的产品很多,饼干类的有成饼干、甜饼干和成甜饼干;件头类的有单切酥、双切酥、核桃酥、环球酥、花生酥、榄仁酥、咸切酥、十字酥、冰花饼、柳饼、盲公饼、鸡仔饼、芝麻饼、杏仁饼和粉印炒饼;结婚用的龙凤礼饼有龙饼、凤饼、方肉、桂子、红棱酥、黄棱酥、蛋糕、烧饼、花生糕、芝麻糕等,中秋月饼有豆沙、豆蓉、莲蓉、椰蓉、冬蓉、锦肉等品种。还有一种叫“火镰饼”,是专门供应水上人家 ( 按:蛋民 ) 结婚用的礼饼,其形状像中式信封,面上贴有红纸。后来陆地上的居民也用来做给亲人带“口信”的礼品。这种礼饼现在已经没有了。我大伯接手经营饼店后,采用西方的制作技术,也生产一些新产品,比如奶饼、烟仔饼、鱼仔饼、杏戟、夹心蛋糕、生日蛋糕、蛋堪、蛋条、蛋散、萨其马和面包。由于我父亲能够随时代进步改变制作工艺,不断推出新产品,双全饼店保持了稳定的客源并且业务日新。

我们有兄弟四人和一个妹妹,我是长子。父亲供我在开平读书,民国二十年 (1 931) 日本仔侵略我们中国东北,我十六岁投笔从戎,参加了黄埔军校,是十二期学员,毕业后进入部队,在广东打仗。抗战期间,我在部队不断由排长到连长,再到副营长。我也回乡帮助赤坎训练乡团,我们司徒南楼七壮士中有人就接受过我的训练。民国三十四年 (1 945) 把日本仔打跑后,我转业到高要县警察局任副局长。不久我就辞职回到了赤坎,在镇上开了一个小商铺糊口。

民国三十年 (1 94]) 我父亲去世,因为我在外当兵打仗,饼店的生意就由大弟司徒念掌管,三弟做会计,二弟在店里做工.

1958 年赤坎实行公私合营,我们家的双全饼店归并到开平糖饼厂,迁到三埠新昌,现在这个厂改为嘉士利,是一个很大的企业。三弟到 1 980 年退休,去加拿大谋生。大弟和二弟是1985 年退休,也都去了美国。现在他们在国外,身体都很健康。

赤坎镇的饼业是由司徒氏开创的。最早开饼店的还不是司徒擎的祖父,而是同族的司徒仕赞。他于光绪六年 (1880) 在下埠开设了赤坎镇第一家饼铺——“盛益饼家”,也是全开平县的第一家。鼎盛时期雇工达二十人,资本银圆五千元。民国时期,盛益、双全饼家的中秋月饼批发到恩平县城、圣堂墟、君堂墟、沙湖墟和台山的白沙墟、三八墟等地出售。在赤坎开设饼店的其实并不只司徒氏,关族后来也在经营。

民以食为天。伴随着赤坎古镇商业的兴旺,人口的增长,对粮食的需求也越来越大,粮食加工销售也因此成为赤坎古镇的一个主要的行当。

至迟在光绪末年,关族和司徒氏就分别在上下埠分别开设了大米加工的作坊对外服务。至 1949 年,古镇共有米机作坊五间。关族在中华西路和西堤有三间,即关能创的”恒丰”、关华的“惠安和”以及关则华的“丰年”,共日产大米六百多担。司徒氏在中华东路和东堤有两间,即司徒俊义的“益记”、司徒程南的“宏兴”,加工大米的能力比关族强,日产大米一千二百多担。

米店多是古镇的一大特色。光绪年问关族首先开张了“泰昌” ( 关永橥 ) 、“天和” ( 关祖尧 ) 米店,民国时期赤坎古镇增加到五十一家,它们既经营从外县运人的粮食,也销售从安南( 越南 ) 、暹罗 ( 泰国 ) 进口的洋米和英国、美国面粉。与镇内外普通民众联系紧密的米店业务基本上掌握在两大家族手中,他们在上、下二埠共建立了四十二间米店,不只零售,有的还兼营批发。抗日战争时期,泰昌、天和、益记三家批发商还一度操纵了开平、恩平两县的粮油市场。

 

关能基的“丽源”商号

赤坎古镇是开平中部的一个百货业中心,尤其是外来的洋货更是通过这里销往周边县。经营百货布匹的主要有三家,都在上埠,关能基的“丽源”商号是创建时间早的老字号,在台山、新会、恩平、阳江、阳春周边几个县提到“丽源”,同行无人不知。关能基主要借助其兄与国民党军政界的关系,用电船从香港、澳门大量运入洋纱和布匹,价廉物美,吸引了本县和外县的客商。上埠胡福的“富美”和胡池亨的“广绍”商号在赤坎古镇同样以货真价实、商品齐全、周到的服务而享有很高的声誉。

南来北往的客商和赶墟进镇的乡民,采购镇上特色店的美食是一大快事。上埠的“黄占记烧鹅”脆皮爽口,是一流的烧味品,驰名广州、香港、澳门,不少侨胞回乡还要特地来赤坎品尝。

下埠的“也安氏豆腐角”选用优质黄豆加工成小块豆腐,将去骨的鲮鱼或精瘦肉剁碎,配以葱花、生粉,搅拌为肉酱,抹在豆腐一面。放入平底锅中煎,待肉酱发出香酥味时,再将另一面煎成金黄色,便制作完成。

也安氏豆腐角香甜嫩滑,乡土风味浓。民国时期也安氏创出了这道小吃后,镇上的其他人随之仿制,那时没有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于是沿街制作豆腐角的摊位就成为了赤坎古镇上的一道风景。名声同样远播广州、港澳和五邑地区,至今还有人专程前来品尝,并且成为了开平市五星级酒店“半岛”宴席中的一道乡土菜。 2001 年清明节前,我在赤坎古镇调查时,张建文馆 长就指着一些围在摊位的客人说他们多数来自广州。

上埠的“华新酒家”和下埠的“开平酒家”是客商经常光顾的地方。华新酒家是关纪云、关国敦于民国初年开张的,资本一万五千元银圆,雇工四十五人,放在今天也是规模可观了。进店的客人必点“蟹黄生翅”、“石斑头煲鸡”和皮薄肉多、味香可口的点心“大包”这样一些招牌菜。司徒家族后来居上,司徒有燕于民国十四年 (1925) 开设的开平酒家,采用多种促销手段,以幽雅的环境,衣着整齐大方的女侍应和安装无线电收音机接收广州中山公园播音台的音乐节目等等方法招徕顾客,雇工高达七十人。各地客商在赤坎古镇的用餐消费水平一向都比较高,民国时期开平县对该镇所征收的杂税中,宴席捐每年就有八千八百毫银。
进入赤坎古镇交易的不仅有本地的乡民,更有远道而来的客商和海外归来的华侨,镇上的旅馆业兴旺起来。两大家族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分别在上、下埠修建不同档次的旅馆,最有名的是关族的“皇后酒店”和司徒有梓的“巴黎酒店”。这是两座三层楼高的西洋式建筑,完全西化的馆名,高大的骑楼和造型别致的阳台,虽经过六十多年的风雨,仍不失当年的豪华气派。
“笔王”司徒浩
2001年6月3日下午,正好是三个月一次的司徒图书馆馆委会开会的日子,这个馆委会由该族的长者组成,实际上是司徒家族的家族组织。在馆里,经馆委会主任司徒亮先生的介绍,我见到了远近闻名的笔王、七十九岁的司徒浩老人。老人虽年近八旬,但是红光满面,身体健朗,说话不缓不急,很有修养。凤凰卫视摄制组以他为选题到老人家中进行了拍摄。
我们随老人来到他位于堤东路44号二楼的家中,通过狭窄、昏暗的过道进入临街的房间,这里既是老人的工作问也是卧室。过道边堆满了笔管,屋里挂满了广东书法界一些人士赠送的墨宝。“抚孤松而寒恒,结香兰以延仔”是广州书协主席对司徒浩老人常年坚守本业的赞许和他们之间情谊的表达。
司徒浩是赤坎塘联村委会均安村人,民国二十一年(1932)十岁进赤坎镇跟人学手艺。十四岁开始向一位广州来的师傅学做毛笔。当时赤坎镇上做笔的有几家,关族也有人生产。他心灵手巧,眼睛尖,肯琢磨,很快就将制作毛笔的全套丁序工艺和材。料要求熟记于心,十七岁时他便自立开设了笔庄,取名“广文林”。抗战时期广州沦陷后,像陈富元、何大珍等广东的制笔大师逃难来到赤坎古镇,他又投师门下,吸各家之长,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成为赤坎镇毛笔制作的头块招牌。司徒浩老人也被尊为“笔王”。
“广文林”笔庄对原料采购非常严格,从粤北区进上等的狼毫,从江西进“淮兔毛”(软毛)、“黑尖”(最长最硬最精的山兔毛),笔管买自广西和江西。一般制笔为三十道工序,老人制作一支笔从梳毛、择毛、切毛到扎线则要经过八十道工序。因为制作精细,平均制作一支笔所用的时间就比别人长,老人一天只能够完成十多支。做出来的笔,笔形如竹笋,笔嘴似鳝尾,不会甩毛,不会开叉,成为很多书法家喜爱的上品,可以与湖笔、宣笔媲美。老人制作的笔被一些书法家誉为“笔醉宣湖”“笔下万物生光荣,毫端古意皆含蓄”“齐健尖圆制作精,司徒造笔献真诚”。广文林毛笔在1949年前就运销到香港、澳门、美国、加拿大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后来作为开平市的手工业品经常参加广州的春季交易会。至今,广州、南海、佛山等地的彩瓷厂每年都还是来老人处批量采购毛笔。
我很奇怪,这样好的手艺为什么没有带徒弟,想法子传下去。老人的子女也没有一个子承父业的。老人说也想过带徒弟并且收了徒弟,但是跟了一段时间后就都走了。可能是因为要求太严格,制作周期长,经济效益低。很多学徒学手艺是为了将来自立,做毛笔赚钱不多,尤像这样做,更是费时间费力气。后来也就不想收徒弟了。随着孩子们的成家立业,老人不再把做笔当做是挣钱养家,而成为一种爱好、一种消遣和生命的意义所在。老人对“广文林”这个招牌的未来也感到很无奈。
我问老人的女儿为什么没有跟父亲学,把这门手艺继承下来。她们齐口同声表示,做毛笔太辛苦了,自己出去跑材料,八十道工序很伤眼睛,赚钱慢而且少,靠它养家糊口太难了。现在老人的三个女儿都到三埠工作,也买了房子,多次提出将老人接去,安度晚年,不要做毛笔了。但是,司徒浩老人坚持不肯去三埠女儿家,仍然固守在这间狭窄的房间每天照常做笔。这是他的立身之本,也是他的精神家园。
以前,在赤坎古镇像司徒浩这样的个体手工业经营者还有很多,不少是夫妻店,每逢旺季则雇请几个临时工,淡季则自家慢慢运作。它们相对集中地分布在不同的街巷,染布、裁缝车衣、纸扎、铁器、玻璃、发夹在塘底街;藤器、打石、制神主牌、钟表修理、白铁、皮箱、梳蓖在中华东路;打木磨、油器、蓑衣、木屐在衙前街;家具在堤西路;雕刻、制粉笔在中华西路。外来的西医师张景辉
我第一次去赤坎古镇时,堤西路47号西洋式建筑墙上的一块“西医师张景辉”的老招牌引起了我的注意,张建文馆长告诉我那是他父亲医所的招牌。后来在调查中我才知道,张景辉是镇上有名的西医师。于是我请张馆长详细介绍了他父亲在赤坎行医情况。
我的父亲张景辉是新会睦州人,祖父张春获因生活所迫在清朝光绪年问去了加拿大,后来与人合伙开了一问规模不大的洗衣馆,每天从早到晚要进行十几个小时的繁重劳动。经过多年的辛苦拼搏和节俭攒了一些钱,1917年第一次返唐山…,回到新会不久,就建了房,并娶了我祖母。接着就有了我的父亲。不幸的是,后来祖父在家乡遇到了土匪,他带回的血汗钱大部分被抢走了,好在还没有伤及性命。为了生存,祖父只好告别妻子和年幼的儿子,再次回到加拿大,继续拼命赚钱养家糊口。这一去就是十多年,直到1945年才第二次回到新会,从此就再也没有出去了。


父亲三岁时祖母不幸病逝,后来是祖母的外家把他拉扯大,靠祖父寄回来的钱补贴生活。父亲十四岁到新会县城读书,后来到广州学习,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入上海的国防医学院,父亲学的是西医野战外科,同时学习了内科、儿科和妇科。毕业后,进入军队行医,在六十四师做到少校军医。抗战时期在广西跟日本仔打了一年多的仗,跟随部队去过云南、贵州。解放战争开始后,父亲的部队在山东,伤亡惨重,父亲思想发生了变化,不愿当炮灰,于是找机会离开了军队,回到新会老家。
回来后,为了生活出路,父亲必须出去找工作,行医赚钱。他在五邑邻近的几个县找熟人,跑了不少地方,都没有结果。1947年初,有一次他乘船准备去阳江,路过赤坎,看到赤坎镇洋楼多碉楼多。人烟稠密,非常繁华,留下深刻印象。当时,赤坎是开平的交通、文化、商业中心和物资集散地,特别是水路运输,航运业很发达,有火船仔驳拖大客、货轮进出江门、广州、恩平、阳江。他原来的一个勤务兵是塘口镇四九的人叫方锦就。离开军队后就到了赤坎镇,父亲与他取得了联系。这次父亲在赤坎上岸就是应他的邀请而来。也是很巧,在镇上还遇到了父亲早年在国防医学院的同学司徒权,司徒权高我父亲一届。他离开军队后在赤坎镇开设了医所。父亲从他那里知道在赤坎行医环境不错。事实也是这样。父亲曾经告诉我,他在镇上行医赚的钱可以养活一家人,不比在香港行医赚得少。一些回乡的华侨在他的诊所看病时,他问他们在美国可以赚多少钱,听到华侨的回答,他认为自己选择在赤坎行医的决定是正确的。
有这样的人际关系,有这样的行医环境,于是父亲打消了去阳江行医的念头,就在赤坎镇落下脚来,把我母亲和哥哥也接了过来。我们家后来与司徒权联姻,司徒权成为了我的外父。


父亲最早是通过方锦就在上埠一关姓当铺(今堤西路40、41号)租得前院作为住房和行医的场地,后院有一座大碉楼。这座碉楼现在还是赤坎的标志性建筑之一,非常气派,我小时候就经常与同伴在楼里玩。因为父亲是外来的一个无名小辈。最初的行医非常艰难,人们只相信老资格的医生,对一个三十几岁陌生的年轻医生只是侧目相待,轻易不敢让他看病。而且赤坎的医所那时已经成行成市,竞争很激烈。所以。最初求诊的人很少。再加上赤坎的“地痞”很多,父亲经常受到“地痞”的欺负敲诈,他们有时看病不给钱,还要强索钱物,有时赖着不走,使一些病人也不敢上门看病。每当遇到这些情况,父亲多用钱把他们打发走。但是,长期这样也不是办法。后来父亲花了一笔钱,通过关系,请当时广东一个叫邓龙江的军阀题写了一块匾牌,壮胆撑腰。更重要的是,我父亲注意通过病人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热情周到地接待病人,不分贫富一视同仁,并且收费低廉,对实在有困难的病人减免他们的医药费,慢慢凭着自己的医术,逐渐得到患者的肯定,有了好的口碑。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同为西医的关梓权医师欣赏父亲的医术,出来打抱不平,父亲遇到困难他就帮着说话。这样,父亲才在赤坎上埠站住了脚。很多外来的医师都有我父亲类似的经历。
在赤坎行医使父亲有了一点经济基础,1954年堤西路47号的一位关姓华侨(今天赤坎与百合交界地带的一个大户人家,在赤坎有多处房产)移民美国,父亲买下了他的房子,终于在赤坎有了自己固定的家。
赤坎像我父亲这样的外来医师很多,我记得小时候中华西路入口处一带医所尤其多,直到今天镇上的人还把那段街道称为“医生街”。
医生多,医所多,门类全,是赤坎古镇的又一大特色,而且这也是古镇外姓从业人员最多的一个行当。最初,镇上东、西两埠都有一些中医在行医。清光绪年问随着古镇连为一体,商贸的旺盛,流动人口增多,对医疗的要求也日益增加,各科中西医诊所相继在古镇开业。上埠集中在中华西路的壳窑路,即“医生街”,下埠主要分布在堤东路东端。光绪二十七年(1901)从马来西亚回来的中医师谭钢炳在上埠开设专治跌打损伤的中医骨科医馆。光绪三十三年(1907),毕业于广东中医药专科学校的关培元、关荣溢在上埠中华西路开业,同校毕业的司徒铃则在下埠堤东路设对外服务。他们都是清末民国时期有名的中医师。


到1949年,古镇的中医诊所有四十四间,从业人员四十九人。也是在这个时期,在广州等地或海外学习西医的关族和司徒氏族人以及一些医术好的外姓医生陆续进入古镇开业行医。光绪三十二年(1906),赤坎塘边村人、西医师司徒梓居第一个在下埠堤东路开设“绥民氏医馆”,八年后关公度在上埠中华西路也办起了西医诊所。西医诊所的规模较大,设备比较先进,司徒珙的诊所配备有显微镜、X光机等医疗器械,设有留医病床和手术室,能够施行腹部开刀的中小手术。司徒院的诊所配备的三十毫安的X光机在当时是很先进的。西医师多数接受过专业的中高等教育,不少还是毕业于名牌学校,这些人远近闻名。比如,关梓权、关公度毕业于广东光华医学院,司徒珙毕业于广东医学院,张景辉毕业于陆军军医大学,徐汉雄毕业于广东公医学院,佘锡洪毕业于上海同济医学院,余严毕业于上海医科大学。一个镇在民国时期拥有如此多的各科西医诊所而且设备先进,这在那个时代是很少见的。最兴旺时,古镇的西医诊所有二十二间。
专业的诊所也相继出现。宣统三年(1911)黄杰英在镇上开办了第一家西医接生的专业产所,传播了西医的接生技术。民国初年又很快出现了三家,到1949年镇上共有西医接生诊所七家。民国元年(1912)从美国回来的司徒朝选开办了第一家牙科诊所,后来发展到二十一间。
在中西医的医生中,关氏比司徒氏多,而外姓又占了医生的多数,这点显示出赤坎古镇的包容性。
赤坎古镇不仅医生多,诊所多,而且药材铺也多。它们是批发与零售兼营,并代客配制膏、丹、丸、散。西药房甚至出售小型的医疗器械。光绪十九年(1893)上埠中华路的惠济堂已经是有名的中药材铺,到清末宣统年间,古镇的中药材铺有十一间,药工六十人。民国发展最兴旺的时期,有二十五间,药工一百四十多人,主要是由两大家族经营。上埠关族经营的中药材铺有十间,下埠司徒氏经营的有八间。养元堂、毓秀堂、舂和堂、广济堂等都是两大家族经营规模较大的店铺。
现居住在赤坎虾村的关新焱告诉我,他祖父关华德是加拿大华侨,出去得比较早,大概是在清朝的光绪年间。三十八岁时回来结婚,过了两年又去加拿大。祖父在加拿大有自己的店铺经营药材和杂货,赚了一些钱。民国十三年(1924)五十八岁时回到家乡,购买了赤坎镇关族经营的公路股票,并在镇上今中华西路开了“万宁堂”药材铺,这个店铺也兼带为乡亲转接信件或汇票。祖父还投资在香港开设有旅店,由父亲关鸿藻打理,接待从加拿大、美国回乡探亲的华侨,也是初次出国的新华侨或返回侨居地的老华侨在香港的停留站。一些关族华侨托人将汇票、现金带来旅店,由此转到赤坎古镇的“万宁堂”药材铺。关新焱的叔伯兄弟关饶国经常往来于赤坎与香港之间,负责将这些汇票或现金带回来,就是当地人所说的“巡洋马”。

先行的邮电金融
赤坎古镇汇集了周边墟镇的人流和物流,还是开平相邻几个县的物资集散地。随时掌握交易市场信息的变化是商人们经商制胜的法宝,提供便捷的通讯设施和服务,也就成为赤坎古镇吸引各地客商的软硬环境建设的内在要求。
光绪二十八年(1902),清朝政府在赤坎开设大清邮政官局,收寄官方公文和民间信函,开辟步班邮路。恩平县沙湖以东地区属赤坎邮政官局管辖,每天步班邮差都会从赤坎出发,经百合一茅冈一义兴一金贵一沙湖一杨桥旧墟一杨桥新墟一公义一四九一

开平一潭边园邮路,最后回到赤坎镇,这就是当时有名的“沙湖邮路”,同时办理普通汇兑业务。民国元年(1912)改称赤坎邮政局,并下辖百合墟、里村、塘口、公义、义兴、潭边园、四九墟、沙溪、茅冈墟、升平市、五龙市等十一个邮政代办所。民国八年(1929)开始承接国际汇兑。赤坎古镇在清朝和民国发展近代邮政的进程中,被定位为区域性的邮政中心。
开平县最早的乡村电话就是在赤坎古镇开通的。民国十二年(1924),以旅居加拿大的司徒声仰为董事长、胡柯昌为经理的百赤茅胜利行车公司在赤坎、百合、茅冈、义兴沿路的五个车站安装了电话,与公司的小总机相连,线路全长二十二里。民国十八年(1929)七月,旅美华侨司徒俊球、司徒璧如等人通过在社会上集股开办了“开平县灵通电话股份有限公司”,司徒璧如出任第一任经理。总公司设在下埠开平巷东侧第三间铺位,第二年三月设长沙分局,第三年三月设水口分局。这个公司的建立,扩大了营业范围,延长了电话路线,北经楼岗至县政府所在地苍城,南达到护龙、蚬冈,东面过长沙到水口墟,西沿塘口、李村抵潭边园,并接驳台山、恩平的电讯路线,使赤坎古镇与外县和开平县三大镇以及县城的电话联系非常方便。
民国三十年(1941)一月,赤坎电报收发处在下埠东华路32号开业。三个月后迁到上埠得业路22号办公。
今天赤坎古镇中华路一些老建筑的墙上还保留了一些金铺的招牌,斑驳的字迹掩盖不了高大的西式建筑所张扬出的当年的雄厚实力。
赤坎古镇最初的金融活动可以上溯到清乾隆年间就已经存在的当押铺,两大家族各自的墟集里开设的简易当押铺是最早进行金融活动的场所。当时典当的多数是棉被、衣物、家具等一般性的东西,典押的对象主要是附近贫苦的农民和墟集贫民。到了清朝末年和民国初年,两大家族开设的当押铺典当的东西已经由一般的物品过渡到金银首饰、玉器、手表、金笔、田地、房屋、生产资料和有价证券等贵重的财物,进来典押的人,既有镇里的贫民和附近的农民,也有镇内外的赌徒、盗窃者或浪荡公子,甚至一些急需用钱的商人和小康人家。民国时期,赤坎古镇当押铺之多居开平县各镇之首,有安济、西隆、宝恒、汇祥、普济、鸿基、裕源、祥济、绍源共九家。早年简易的铺面更换一新。据张建文馆长回忆:其父张景辉曾经租借过的今上埠堤西路40、41号当铺,铺面有铺设了麻石的当台,高逾两米,上面开有铁窗,设有铁丝防护网,典押品从铁窗进出,编号后存入后面的仓库。当押铺的仓库是一座高五层的钢筋混凝土结构的碉楼,内外墙用麻石砌筑,有的地方墙心还夹有钢板,防弹防火,门口既矮又窄,并且设有木栊、铁门和铁闸防护。这间当铺的造型前面是外两层内三层高的骑楼,后面是一座五层高的碉楼。碉楼的正面建筑造型是西式风格,后面的两个燕子窝顶则采用中式建筑的圆攒尖琉璃瓦盖。巴洛克风格的山花顶端旗杆直指苍天。高耸、坚固、富贵的楼房使之成为了堤西路的标志性建筑之一。


清末光绪年间当押铺的老板在红红火火进出典押物、开开心心大把赚钱的同时,一个新的行当金银业也出现在赤坎的上、下埠。光绪末年大量去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淘金的华侨开始有钱寄回家乡了,有的通过银行汇回,也有的将钱或汇票托交给“巡城马”带回,还有的是通过在香港、澳门或海外开设商店的乡亲收汇,由其亲属在家乡开设的商店负责派送。侨眷们收到外币或汇票,通常要进行兑换,这样外汇和汇票与本国货币的兑换业务上升;侨眷们的生活脱离了温饱也开始讲究穿金戴银,有的是持外币直接购买金银首饰。华侨回国结婚的增多,办置嫁妆聘礼少不了金戒指、金耳环、银手镯、宝石玉器。于是金银交易日渐活跃。当押铺显然不适应这种形势的发展,于是金铺银号便承担起满足民众这一方面需求的任务。


有意思的是,最早接驳侨汇,找换金、银、外币、仄纸银行票据的不是关氏或司徒氏两大家族,而是外姓商人。光绪二十四年(1898)方渠富在上埠开设的“利昌油糖铺”首开这类业务之先河,兼营侨汇。民国十一年(1922)谢济众、谢承瑁在下埠开设“广祥号”也经营金银业,同时受理海外信件和银两。直到第二年,关鹤琴、关崇焕才开张了关氏首家银号——“汇通银号”,它也是赤坎古镇第一家专营店。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到1949年,赤坎古镇的金银业非常活跃,专营的金铺银号居开平县各镇之首,共有三十七家之多。
随着侨汇款项的大量增加,“巡城马”也好,商店的派送也好,都不能满足华侨的需要,专门经营侨批业务的商号(也叫“侨批局”)又陆续出现在赤坎古镇,这些商号与香港的金山庄和南洋庄紧密联系,将它们转汇的侨款送达到乡村,其辐射的范围超出了赤坎各乡,百合、蚬冈、塘口以及台山县的白沙、三八等镇乡村都有华侨的款项通过赤坎古镇的商号送达。比如新发、万宝源、金城、东栈、泰兴祥、富恒、均昌、公安祥、利昌、广顺隆等就是古镇当时著名的侨批局。
随着金银交易、外币汇兑等金融活动业务量的增加与频繁,赤坎古镇又出现了炒卖金银外币活动的人,有的就是金铺银号的老板。他们当中有的人因此而成为富翁,也有的人倾家荡产。民国三十年(1941)一月十六日,上埠“广荣昌”金铺的经理关良大量买进了港仄(香港银行支票),结果遇上港币价格暴跌,损失惨重,走投无路而自杀身亡。长期的金银生意也培养了一些从业人员的兴趣,过去几十年了仍然十分关心黄金市场的变化情况。八十七岁的司徒佑老人是赤坎中股乡人,十几岁就进镇跟人学习加工金银首饰,后来独立开店。慢慢对金银交易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49年以前自己也曾经参与这种经济活动。此后国家政策发生变化,老人仍然对金银交易不能释怀,很有感情,关注这方面的消息成为了他的一种下意识行为。2001年5月我在他家中(中华东路45号)采访时,他告诉我,自己没有什么爱好,就喜欢看报纸上的金融新闻,他敏锐地感觉到,私人参与黄金交易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p64 p65
很遗憾,当我2002年9月中旬再去赤坎古镇想进一步采访他时,老人已经离开了人世,我相信他是带着对开放私人参与黄金交易的美好愿望去另一个世界的。以后不久,国家就开放了私人黄金交易市场。

   

原作者: 古镇赤坎
来 源: 古镇赤坎
本文发表日期:2006-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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