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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市五邑图书馆 五邑数字文化网 文献库栏目 第二节 明、清(鸦片战争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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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鸦片战争前)时期是古代五邑海外移民活动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同前一个时期相比,这个时期具有人数多且移动方向集中(东南亚)、祖籍地域广(除今新会、台山地域外,开平、恩平、鹤山也有人出洋)、文字记载丰富(县志、乡土志、族谱或家谱等)诸特点。这与当时国内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环境以及国际的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国内环境看,这个时期促进五邑人移居海外的主要因素有:

(1)海外贸易的发展

明初实行海禁,海外贸易是在“朝贡”的名义下进行的官营贸易。广州依然是海外贸易的主要港口,当贡船进入广州港之前,必须首先停泊在明朝政府指定的“澳口”(即临时泊口)接受查验。《广东新语》列举当时有9个贡舶停靠的“澳口”,其中有新宁县辖下的广海、望峒、奇潭。这足以说明五邑沿海在海外贸易中地位之重要,以及五邑海滨之地以贩海为主由来已久,明朝虽实行海禁,仍无法阻遏海外贸易发展的势头。

明中期穆宗德庆年间(1567-1572),政府废除海禁政策,准许民间出洋贸易,这更促进了素以贩海为生的五邑人海外贸易的发展,一些海商和破产的农民及手工业者纷纷出海谋生。如早在16世纪中叶即明朝中期,开平就有人因生活所迫乘木帆船远渡重洋,到南洋群岛谋生。他们是五邑华侨的先驱者。

清初也实行海禁,但东南沿海一些商人及贫苦之民出洋不绝如缕的现象屡见不鲜,五邑的史志及族谱中也详有记录。如乾隆三十九年(1774),台山广海山背乡人陈学进偕同儿子陈社保赴南洋;乾隆五十一年(1786),台山端芬梅耀萱从马六甲到槟城谋生;同年,新会大泽北洋乡民林道解在马六甲以建筑兴家,槟城及吉打埠的许多楼宇都是林道解所建造,现在附属吉打的道解埠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3)1819年,已在马来亚槟城谋生了多年的台山人曹亚珠为英国殖民者莱佛士打头阵夺占了新加坡。台山上川人甘流芳于道光初年前往缅甸谋生。被认为是恩平最早出国的华侨李龙约在1796年前往泰国谋生。鹤山人较多出洋也是在清初。有文献可查的是清雍正十年(1732),首任鹤山县令黄大鹏篆刻的《建鹤山县记略》碑文:“巢潜剽略之徒出入黄昏暮夜间,商贾困弊,村庄恐怖……”,这既是鹤山建县的原因,也反映了早期鹤山人漂洋过海出国谋生的历史背景。该县雅瑶镇青溪村后有10多株桶木树,直径80多厘米,经华南植物研究所专家鉴定,这些槁木的树龄在170岁以上,属稀有热带乔木。专家们说,国内无此树种,估计是华侨从南洋带幼苗或种子回来培植的。照此推算,鹤山在200多年前已有人出国谋生了。

清初的“迁界”令迫使五邑人出洋

清初实行“海禁”的同时,又实行“迁界”政策,五邑沿海居民深受其害。新会实行“迁界”始于康熙元年(1662)三月,沿海之民必须内迁50里,共毁农田2448顷。至康熙三年(1664)五月,再下令内迁30里,数十万亩田园成为荒地,被迫“迁界”的居民,“扶老携幼,流离载道”,“迁民贫者行乞街市,露宿衢道,往往饿死”。官方的统计数字表明,新会在“迁界”劫难中,毁田50余万亩(占全县田亩的六成),被迫迁离的居民约8000户(占全县户数的五成)。新宁在这两次“迁界”中,也遭到同样巨大的劫难,全县约占2/3的沿海地区返本还原,变成荒地;人口锐减,康熙元年(1662)全县有13738人,到康熙六年(1667)减少到只有5106人.《海宴乡土志》载,海宴街原有2300人,取消“迁界”令后返回的只有23人。《彭氏族谱》载,广海奇石彭姓原有100多人,后来返回的只有彭明伦一人。人口锐减主要是死于劫难或远走他乡,但也有不少人冒死出洋谋生。新会沙堆《那伏族谱》记载的那伏人高竹就是一个典型。他一家经过“迁界”和“复界”的折腾,回乡不到一年又遇上了匪患,父母兄弟遇害身亡,年仅10岁的高竹在康熙七年(1668)被迫逃到暹罗(泰国),习医16年。他是新会也是五邑有文字记载的出国及归国华侨第一人。

清朝的海禁和“迁界”政策遭到沿海居民的坚决反对,引发了多起反抗斗争,较著名的是发生在康熙二年(1663)十月由番禺渔民领袖李荣和周玉领导的起义。起义军攻人江门,杀死清官张可久。五邑人民纷纷加入起义队伍。起义被残酷镇压后,“时海迁贫民,流离失业”,包括五邑人在内的不少起义者亡命海外。

(3)农民起义失败后引发了大规模的海外移民活动

明末清初,全国各地先后爆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反抗明朝政府的腐败统治和清朝政府的种族屠杀政策。五邑地区农民也纷纷起来造反,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沉重地打击了明、清两朝的封建统治阶级。比较重要的起义有:

明英宗正统七年(1442)一月,新会人周义长、温观彩率领农民揭竿而起,在崖西百峰山建立据点。通邑村落贫苦大众,闻风而起。正统十四年(1449),大岭村黄汝通率众3000人举义,响应百峰山的农民起义。

正统八年(1443)秋,“广州大饥,新会为甚”,农民起义人数大增。铁炉坑的岑子华、陂塘的谭保、南坑的黄三、那西的白大蛮等农民首领,各领起义军二三千人不等,活动于新会至恩平、阳江一带。肇庆的农民起义军首领吴长能也挥师前来新会禄洞予以声援。

明中期,新会一带以黄肖养为首领的农民起义规模最大。黄肖养原是南海县冲鹤堡潘村的农民。正统十三年(1448)九月,他聚众万余人,拥战船150余艘,攻下南海县辖大良、龙江等地,战船扩至500余艘,随后挥师围攻广州城,击溃前来救援的政府军,溺死总兵官安乡伯张安,生擒都指挥王清,消灭政府军5000人,声威大振,义军扩至10万人。黄肖养在五羊驿设行殿,称叫顷民天王”,改元“东阳”,封赐文武官员百余人。代宗景泰元年(1450)一月,黄肖养会合新会黄三等起义军,集战船千余艘,聚众达3万以上攻打新会城。四月,黄肖养从新会率水军返广州,在白鹅潭兵败被擒,壮烈牺牲。景泰七年(1456)一月,起义军在百峰山与古兜山交界处的大柴Gy山根据地失陷,坚持了8年之久的这次农民起义终被血腥地镇压下去。

明武宗正德年间(1506—1521),世风日下,天灾人祸再一次迫使农民起义。正德十五年(1520),新会、新宁两县的饥民起义,劫富开仓济贫。起义军围攻新会城多天。

明世宗嘉靖年间(1522—1566)五邑饥民造反,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几无宁日。规模较大的各路起义领袖有:嘉靖六年(1527),新会、新宁的雷骨子、林子祥、汤孛等;九年(1530),新会、新宁的曾友富、宗英、方长等;十五年(1536),新会的许文盛、邝悦敏等;二十八年(1549),新会的何老猫、邓四、吴孑L清、区文岭,恩平的伍崖风等;三十一年(1552),新会的李潮兴等。这些起义席卷五邑各县,并同增城、东莞、新兴、阳江、阳春一带农民起义遥相呼应,官军穷于应付,“危城破堞”,“邑治陆沈,城门昼锁”,统治者惶惶不可终日。

清灭明后,实行血腥的种族屠杀政策,因而不断激起汉人的英勇反抗,为光复明政权而斗争。清初,五邑地区的“反清复明”起义包括两部分,一是农奴(即受地主阶级役使的奴婢、奴仆)起义,如顺治二至十七年(1645-1660)有:新会三江乡的李元聘、赵振成,江门外海的刘似涓、李茂迪、刘宗始,新会籁竹门的邓汝奇、郑伯祥等领导的农奴起义,起义者“皆杀逐其主,据其田庐,甚者掳其妻子,掘其坟墓”,给清朝统治者以沉重打击。二是农民起义,如顺治四年(1647),新会独冈(今属鹤山)人黄蛮长领导的农民起义,新会杜阮人黄公辅同新宁汶村人王兴领导的农民起义,这两支义军联合起来达10多万人,共同抗击清军。1659年,84岁的黄公辅死于军中,王兴等人自焚殉国,起义失败。今杜阮叱石公园内还有黄公辅祠纪念这位抗清卫民的英雄。

明至清初发生的农民(农奴)起义,最后都被封建统治阶级残酷地镇压了,起义者也多被残忍地杀害了,但不少起义者及其家属则利用五邑濒临南海的有利条件出海逃生,如黄肖养和黄公辅领导的这两次最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失败后就有许多人或从新会、或从台山上川岛乘船逃亡海外,他们就成了华侨。虽然我们没有也不可能有这方面准确的统计数字,但这些亡命者主要是逃往东南亚地区,这是可以肯定的。

(4)落草为寇,浪迹海外,演变成华侨

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人物就是张保的部属。

张保(1786-1822),人称张保仔,今江门市水南人,生于渔民世家。他15岁随父亲出海捕鱼时,被海盗头目郑一掳去,迫于无奈当了海盗。他年少英俊,武功甚好,深受郑一及其妻石氏(人称郑一嫂)喜爱,收为养子,成为以郑一为首领的海盗帮中的一个小头目。当年活跃在广东沿海的海盗帮共有6股,郑一帮的势力最大。嘉庆十二年(1807)十月十七日,郑一在海上遇飓风溺死(一说战死),该海盗帮便拥立郑一嫂为首领。郑一嫂早就欣赏张保的才干,后来两人又有了恋情,她便将这股海盗交由张保统率。起初,张保治军严格,曾对部下“约法三章”,严令部下只掠洋船、官船,不许滥杀百姓、不许奸淫民妇、不许私分(留)财物,违者立斩。因而深得渔民及穷人的支持,势力越来越大,据称最盛时有部属4万余人(一说10万余人、20余刀人),大小战船300余艘,威震香港、澳门和广东沿海。

张保以香港大屿山东涌为大本营,多次打败清军的进剿,也打败清军与葡萄牙舰队的联合围剿,两广总督被频频革职,浙江提督李长庚和虎门总兵林国良成了刀下鬼,提督孙金谋兵败逃匿。张保的声誉急剧上升,引起了其他海盗帮的嫉恨,郭婆带和梁宝投降官军后协力攻打张保。1809年,清廷委任正黄旗人百龄为两广总督。他上任后,交替使用“剿”与“抚”的两手,加强了对张保的围剿和招降活动。张保的处境日益困难。特别是百龄实行“海禁”政策后,切断了张保的物资来源和补给线,张保只得改变斗争策略,除在公海上劫掠外,还经常骚扰五邑地区,袭击村落,抢掠财物,奸淫妇女。这样,张保就把自己置于同人民为敌的位置上,从而加速了他走向灭亡。嘉庆十五年(1810)四月二十日,张保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在香山县石岐镇向百龄投降。张保率领17318名海盗和226艘帆船、1315门火炮、2798件其他武器投归当局。作为回报,当局授予张保千总职衔,允许他保留一支拥有二三十艘帆船的船队;奖给一大笔奖金让他安排部下成家立业、生产自救;允许张保与郑一嫂正式结为夫妻。张保投诚后,全力协助百龄实施“以盗剿盗”的恶毒计划,追剿他昔日的盟友,为平定在广东沿海地区活动了20多年的海盗立下了犬马功劳,被清廷赏戴双眼花翎,升至闽安协副将,成为二品大员。《潮连乡志》记载,“张保及与郑一嫂俱归正,总督百龄亲临香山抚之。张保仔受千总衔,领兵捕余寇。”张保终“以怨仇多,不自安……怏怏而死”,只活了36岁。

张保投降时,内部反对的声音十分强烈,人人骂他叛逆变节,这部分海盗达六七万人之多,有大小船只干余艘,除小部分人返回故里外,大部分人乘船逃亡海外,到了菲律宾、马来亚和北婆罗洲等地。这是鸦片战争前,继南宋灭亡后,五邑地区又一次人数较多的移民活动。

(5)被日本海盗及西方殖民者掳卖而成为华侨

在台山市广海南湾的“海波公园”里,有一块巨大的花岗岩石,上面刻有“海永无波”4个大字(每字高3米、宽2.8米),字体苍劲雄浑,气势磅礴,旁边题款是:“钦差总督备倭都张通书,巡视海道副使徐海刻”。据称这是广东最大的摩崖石刻。它既是五邑人民抗倭斗争的历史丰碑,又是五邑人民海外移民活动的历史见证。

明景泰三年(1452),倭寇(我国人民对侵扰我国沿海地区的日本海盗的蔑称)常侵扰新会等五邑沿海地区,“渔猎其民,民困宁居”。这些被倭寇掳掠的良民便成为出国华侨。张通奉命进剿失败。天顺二年(1458),张受参劾,英宗下诏命张通戴罪立功,务必平定倭寇。次年,张通在沿海人民的大力协助下,俘虏了大批海盗,取得平倭重大胜利。为记功,也为祈求和平,他写下了“海永无波”4个大字,表示从此海上太平无事。成化三年(1467),浙江余姚人徐海任巡视海道副使至此,他深为五邑人民抗击外来侵略的英雄气概所感奋,于是将“海永无波”4个字刻于石上,作为平倭记功碑一直保留至今。

值得指出的是,张通平倭后,倭寇、海盗仍经常骚扰五邑沿海,海上并不平静。如隆庆四年(1570)正月,倭寇200余人侵入新宁海宴一带,并同盘踞在藤峒的贼帮邱东闲等500多人联合进攻广海城。倭贼占城46日,杀害了3000余人,很多人摇着小船冒死渡海求生。次年,倭贼被军民合力赶出广海城,此后,新宁再没有倭寇犯境的记载。

16世纪,西方殖民者东来,在南洋地区建立了殖民统治。为了开发和掠夺这些殖民地的资源和财富,西方殖民者把目光投向中国这个人口众多的文明古国,对华人采取招徕政策。1619年出任荷属东印度公司总督的彼得逊?柯恩就特别训令驻外官员,务要“优厚接待北大年、暹罗、宋卡等中立国家的华侨,发给自由入境证,欢迎他们来巴(即巴城,今雅加达)经商”。11)

1625-1627年,来到巴城的中国移民有4280人,后有2854人留在巴城。(2)这些移民约十之六七来自福建,十之三四来自广东及江、浙沿海省份。是否有祖居于沿海的五邑人?我们看不到这方面的记载,按推理会有不少。

西方殖民者曾使用暴力手段掳掠中国东南沿海各省的居民卖往殖民地,从事垦殖等开发性劳动。五邑就有不少这方面的文字记录,如明正统十三年(1518),葡萄牙殖民者灭马六甲后,窃其名要求贡封,遭明政府拒绝。1519年,葡人人侵新会会城;嘉靖二年(1523)再入侵新会西草湾(一说台山蒲草湾),这些被当地居民称为凶狡的“佛郎机人”,在沿海地区“掠卖良民,筑室为寨,为久居计”。明隆庆三年(1569)春,有“蕃舶泊崖门,祠庙数为秽渎。奸民多掠良家子女卖之,汤惟蛟兄弟其首也。”除汤惟蛟兄弟外,还有许永、黄恩宠等内地奸民与“蕃人”暗通往来,掠卖良家子女于外洋。这些被掠买的良民出洋后就成为新会籍的华侨。这是文献上对新会华侨形成的珍贵记录。

从国际背景看,16世纪后,西方国家加紧了对资源丰富的南洋地区的开发与掠夺。由于中国是文明古国,中国人富有耕作和经商的传统与经验,能吃苦耐劳,西方殖民者认定中国的劳动力很有利用价值,既需要从事中介贸易的商人,更需要为数众多的耕作者及仆役等服务人员。利之所驱,为求生路,这是很多华侨出国的重要原因。五邑地区面临南海,五邑人勤劳勇敢,富有耕作、捕鱼及经商的传统,在国内封建统治阶级剥削压迫不断加重而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许多人只好远走南洋以求生计。这是当时唯一的选择。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对古代五邑人移民海外的活动有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同唐、宋、元时期相比较,明、清(鸦片战争前)时期,五邑人的海外移民活动,人数要多得多,规模要大得多,影响要深远得多。如果说,唐、宋、元时期是五邑海外移民活动的孕育期、序幕期,那么,明、清(鸦片战争前)时期是五邑海外移民活动的发展期。

第二,无论是唐、宋、元时期,还是明、清(鸦片战争前)时期,移居海外的五邑人中有商人,但为数甚少,大量的是在死亡线上挣扎的贫苦农民和手工业者,以及因反抗封建统治阶级失败而逃生的农民、手工业者与渔民,他们构成五邑地区古代出国华侨的主体,是五邑华侨的先驱。

第三,在古代,移居海外的五邑人,除去少数是被殖民者同本地奸民相勾结掳卖出去者外,绝大部分都是一种和平的移民,它同鸦片战争后盛行的“猪仔贸易”,性质根本不同。这些五邑移民为侨居国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第四,唐、宋、元时期和明、清(鸦片战争前)时期,五邑人都毫无例外地移向南洋地区,新会人充当了海外移民先锋的角色。这一方面是因为南洋地区在地理上同五邑地区最接近;另一方面是因为西方殖民者最早在南洋地区搞开发而需要大量的商业中介入和劳动者。

第五,唐以来五邑籍华侨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表明,五邑人移居海外有其历史的必然性。海外贸易的发展,周期性的国内政治危机(政权腐败一农民起义一改朝换代一种族屠杀)以及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残酷的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这些就是五邑人移居海外的基本动因。列宁讲得好:“毫无疑问,只有极端的贫困才迫使人们离开祖国。”

   

原作者: 梅伟强、张国雄主编
来 源: 五邑华侨华人史
本文发表日期:200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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