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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史上，与陈嘉庚齐名的另一位华侨杰出人物是司徒美堂先生。陈嘉庚先生因有他亲手创办的厦门大学作为历史丰碑而英明长存；司徒美堂也因创办华侨政党而居功至伟。笔者对美堂先生的光辉史迹所知甚少。近翻阅有关史料，惟觉先生一生，是与中华民族同甘苦、共命运的一生。他非圣贤，但在波诡云谲、变化万端的时代风涛中，能审时度势，与时俱进，殊为难能可贵。纵观美堂先生的生命之辙，可以看到一道积极向上、奋发有为69求索的轨迹，在他生命的晚年，愈发闪烁着松柏晚节的光辉人格。这只对美堂先生定居北京最后六年参政议政的若干重大活动谈一点自己的感想，不算论文，只是聊表对美堂先生的深切缅怀。
美堂先生晚年参政议政方面的杰山表现，首先表现为他不顾年老体弱，毅然回归，为安邦定国献计献策的感人之举。
据先生的秘书司徒丙鹤回忆，司徒美堂是于1949年归来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当选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的，其时他已旅美近70年矣。在归国之前，他历经许多艰难险阻。直至离美前夕，孔祥熙还力劝他“慎重考虑”，致公堂与安良堂的弟兄，则有各种不同意见。先生力排众议，发扬“忠诚、爱国，义气团结，义侠除奸”的洪门精神，毅然回国，诚非易事。以美堂先生八十有三的耄耋之年，尚跨越万里重洋，回国参政，这一行动本身就让人感动不已。
其次，美堂先生回国参政特别是身兼政府委员之重职，绝非图一时虚名，而是积极建言献策，贡献自己的真知灼见。据司徒丙鹤先生回忆，’解放初期一两年，百废待兴，政府的会议特别多，美老总是“逢会必到，逢到必早”，且每会总坚持到散会才走。这类会议每每长达十二小时，美堂先生以八十高龄之身，坚持到底，决不中途退席，其坚韧精神，令人惊奇，亦令人敬佩不已。
对于参政议政，美堂先生也并非没有动摇过。据司徒丙鹤先生回忆，美堂先生曾对他说过，“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叫我做官，我没做，现在大会已经开完，我也要回香港、美国去了。”他将此意请廖承志向周恩来总理反映。周恩来叫人竭力挽留，说国家的战争创伤很重，要大家同心协力，恢复经济，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此后美老才被说服留了下来，从此定居北京，直至逝世。相信美堂先生当初要求返美是真心真意的，并非自谦之词。毕竟，他年事已高，在美国生活了大半辈子，在美国生活比在中国更熟悉。但他后来接受挽留，同样是诚心诚意的。他留在中国完全是为了建设一个崭新的中国。
其三，尤为难能可贵的是，美堂先生在参政议政过程中，不是为了装装门面，摆花架子，而是扎扎实实，埋头苦干，真正做到不唯书，不唯上，敢于进言，特别是敢于进逆耳之忠言，表现了一个久经风霜的老归侨的可贵品格。这也是美堂先生人格中最闪光动人的一面。有两个事实可以说明这一点。
第一个事实：1951年，美堂先生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身份南下广东侨乡新会、江门、开平、台山、鹤山等县市视察土改。除亲眼目睹了这一翻天覆地的社会大变革外，也目睹了侨乡土改的偏差及对华侨的伤害。当时他收到海外侨胞的来信，初时十分恼火，心情十分矛盾。美堂先生当时心情的矛盾乃至痛苦是可以想见的。但后来“慢慢平复”，并不意味着对土改的偏差不置一言。他从维护华侨基本权利的角度，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土改中挫伤华侨积极性的某些弊端。
他的这一思想，早在1950年6月全国政协会议上就表现得十分明显。美堂先生当时提出“关于华侨土地问题的几点意见”。他最重要的观点有两点：
“第一，就过去百年情况来看，所谓华侨，其实是破了产的贫雇农，逃到海外，靠出卖劳动力，获得微薄的工资，积蓄一点外汇，返回祖国，买田养老，与封建地主的田租剥削大不相同。”
‘‘第二，华侨地主中，有的还兼有自建乡村洋房，这些东西最好不要分。洋房之来，是来自他本人的血汗所得，与封建专制剥削的地主洋房不同。”
历史证明，美堂先生的上述观点是完全正确的。今天回过头来看，当年广东侨乡的土改工作的确搞得太粗糙，极大地伤害了广大华侨的感情和利益，尤其是没收侨乡地主侨房，不讲政策界限，盲目追求所谓“果敢’’(实际上是宁“左”勿右)。到1979年拨乱反正，政府退还了不少华侨房屋给原户主，当年侨乡土改造成的“欠帐”才得以清还。但事情已经过去近30年，物是人非，退还I作费时耗力。这一切都是当时不听党外意见造成的。但痛定思痛，也从一个角度凸现出美堂先生是非分明，敢讲真话的勇气和远见卓识。
第二个事实：美堂先生对“批比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颇有微言，1953年9月16日至18日，中央政府第二十七次会议期间，忽然发起了批判“梁漱溟反动思想”的斗争。大家一哄而起，突然袭击，不让梁先生有答辩的机会。毛泽东一连三天在会上疾言厉色斥责梁漱溟。美堂先生赴会三天，心中啧有烦言，几次想发言，只是被秘书从旁劝止而没有出口。美堂先生对梁漱溟先生可谓心心相印，对梁先生的爱国言举是深为嘉许的。他说，“梁本来可以出洋或退到台湾讲学，生活是不成问题的，梁留下来并参加政协，宁说是一种爱国进步的表现，应该欢迎。他以政协委员的身份到农村视察回来，在政协会议上说了些‘农民生活还很苦’的话，这是事实，也未对外发表。共商国是，并无恶意，即算言过其实，也可供参考，何以一下子就打棍扣帽，组织围攻，把人搞臭?”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美堂先生没有也难以公开站出来为梁先生大声疾呼，但美堂先生在是非面前不随波逐流，心如明鉴的态度，是十分可钦可敬的。对比当时一些唯领导意见是从者，美堂先生无疑高出一筹。
由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美堂先生明辨是非，不盲从，不轻信，重事理，勤思考的可贵品质。当然，美堂先生具备这些优秀的品质，决不意味着他凡事喜欢“对着干”，他十分珍视经多年战乱后新中国哺归一统的大好局面，他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他只是对党和国家工作中所出现的缺点、错误提出善意的、中肯的批评意见。
美堂先生的铮铮铁骨得益于他在美国华社中的丰富阅历和经验积淀。美堂出生于开平一个破产农民之家，幼丧父，由寡母将其抚养成人。因家贫，只读过四年私塾便在作坊做学徒。因受人欺负而习武。十四岁赴美。可见，少年美堂上学不多(旧小说倒读得不少，过目不忘)，但因艰难的生活环境而铸就了妒恶如仇的义侠心肠。他十七岁在美国加入洪门致公堂，进行“反清复明”，是因为读了《扬州十日》与《嘉定屠城》二书，显然也是与他少年时的艰苦阅历息息相关。为了谋生，他先在旧金山一家中国杂碎馆作厨子，每日工作十六小时之久，区区月薪，可谓尝尽了人间艰辛。身处社会最底层的他，为人好打不平，亦练就一手好功夫，孔武有力，令流氓闻之丧胆。但在弱冠之年，却被流氓打至重伤，被捉去坐牢，几乎被判绞刑，为华侨及洪门人土所救，始获自由。其人其事，亦为华人所传诵。他27岁在美军舰上当厨手，曾随舰遍游南北美洲及欧洲各地，因之眼界大开，也交结不少“三教九流”人物。
美堂先生人生的重大转折点为1894年冬因感致公堂情况复杂、组织散漫、指挥不当而与人组织安良堂，以“锄强扶弱、除暴安良”为号召，由小至大，渐渐团结一班洪门兄弟，拥之为“大佬”。十年后，得晤以“洪门大哥”身份赴美的孙中山先生，聆听革命道理，茅塞顿开，孙先生亦热诚指导，洪门自是带上革命色彩。翌年又在纽约组织“安良总堂”，继续从人力、财力上支持孙先生的革命活动。至于后来在堂内的活动，好的如救济、保护华侨、支援祖国辛亥革命和抗日战争，不好的如内部“堂斗”等等，均众所周知。不管怎样，司徒美堂在那个风雨如磐、多灾多难的年代，在美国错综复杂的华侨社会中，经受过血与火的磨练，走过了一条坎坷曲折的道路，加上他少年时代的磨难，锻铸出他妒恶如仇，敢说敢言、敢作敢为、心口如一的宝贵人格。
顺便一提，一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是美堂先生在这种“三教九流”阶层中产生的风格会不会对他后来参政时与高层及文人雅土的交往造成障碍。笔者相信，在美堂先生由代表下层侨领快速“跃升”至国家领导层的过程，肯定需要丢弃一些不适合政坛的习气和处事方式、风格，或者说，需要而且应该使自己变得“雅化”起来(当然，性格中好的东西仍然要保留)。
我们发现，作为一代著名侨领和政府成员，美堂先生的晚年洋溢着浓浓的中华文化气息，乃至散发着淡淡的书卷气。兹举一例。1953年美堂先生游览杭州孤山文渊阁珍藏于此处的《四库全书3。美堂先生参观一周，处处闻书香。陪同参观的司徒丙鹤先生期间每天下午到文渊阁内翻阅《四库全书》，在书海里足足泡了一个月，贪婪地翻阅了一轮，将奇特的书库见闻时向美堂先生说说，美老感叹：“中国的文化如此灿烂，我是头次才知道。真是活到老，学到老。”一席话，与他早年“洪门大佬’’的形象简直判若两人。
美堂先生身上的中华文化气息显然得益于他作为侨领与中国许多著名文化人士的交往，同时也与他经常相处的党和国家领袖的影响相关。应承认，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后的第一代领导人身上，中华文化的气息是十分浓烈的。这代领导人多出身于中国乡村或小城镇，自幼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刻下了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及至青中年，适逢中国风起云涌的变革浪潮和革命运动，乃投身革命，直至打下江山，建立共和国政权。在他们漫长的革命生涯中，虽然接受了外来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但是，这些革命领袖作为中国人，作为传统中华文化的熏陶中成长起来的中国人，其中华文化气息始终挥之不去。最具代表性的是毛泽东主席，在他领导革命的过程中，始终没有脱离中华文化的底色。
今天我们纪念美堂先生，除了探索他光辉人生中的思想与心路历程，也要探讨他晚年参政的实践与处事风格，这也是司徒美堂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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