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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市五邑图书馆 五邑数字文化网 文献库栏目 革命洪流逐逝波致公元老导先河司徒美堂一生的后十年(1945—195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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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美堂(1868—1955)广东开平人,中国致公党元老之一。14岁赴美国,17岁加入洪门致公堂。其后,追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多次筹款资助。1925年,中国致公党成立时被选为美洲总支部主席。抗战期间,他把主要精力放在组织募捐上,发动美洲华侨以各种方式支援抗日战争。1945年抗战胜利后,司徒美堂更是坚定地站在爱国、民主立场,旗帜鲜明投身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洪流。1949年新中国建立前夕,毅然自美飞返,代表美洲华侨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定居北京,积极参加各项政治运动和祖国建设。1955年5月8日病逝于北京北池子85号与紫禁城为邻的住宅,葬在北京西郊八宝山。享年八十有九。“革命洪流逐逝波,致公元老导先河”。司徒美堂一生最后十年是他革命历程处于巅峰的十年。司徒美堂一生所走的数十年如一日的爱国道路,也是国外侨胞所走的历史道路。

组党受骗,对蒋幻想破灭,摒弃第三条道路

1941年12月,日寇占领香港,中国致公党被迫宣告停止活动,但散居在世界各地的致公党(堂)组织及其成员并未停止过他们的活动,他们继续和国外的华侨社团、洪门团体,以各种方式为祖国的抗战事业和所在国的反法西斯战争作出自己的贡献。然而,致公党组织毕竟是处于群龙无首状态。

1945年初,中国的抗日战争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抗日战争的胜利已指日可待。由于原来在香港的中国致公党总部已停止活动多年,为了使致公党能适应时代发展和需要,便于在胜利后参加国内的政治活动,原致公党的一些干部在国外以司徒美堂等为代表;在国内以陈其龙、黄鼎臣等人为代表各自积极为筹划恢复致公党组织而努力。

据原致公党中央副主席伍觉天在广东《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座谈会》上说:早在1942年3月,司徒美堂作为华侨参政员出席重庆“国民参政会”会议期间,一位中共南方局与司徒美堂接触的同志向司徒美堂建议说:“中国致公党是华侨爱国力量的一个有基础的组织,恢复致公党的活动,对华侨活动具有一定影响。”司徒美堂很为赞同并在回到美国后便积极筹划恢复致公堂组织的活动。1945年3月12日在司徒美堂等致公党(堂)领导人倡议下,美洲致公党(堂)在纽约市召开“美洲洪门恳亲会”,美国、加拿大、古巴、墨西哥、巴拿马、巴西、秘鲁、雅加达等国致公党(堂)组织出席会议,会议决定将洪门致公堂改名为“中国洪门致公党”,选举司徒美堂为主席。美洲各地的致公党(堂)也纷纷改名为中国洪门致公党分部和支部。同时,通过洪门人士主持的报纸美国《五洲公报》、加拿大《大汉公报》、《洪钟时报》、古巴《开明公报》、《民声公报》、秘鲁《公言报》及其他爱国华侨报纸发表《十报宣言》,表述“中国洪门致公党”对国是主张:以省为自治单位,反A对一党专政,武力统一与地方割据;在民主联合政府未成立前,美国应停止训练与装备国军;东北各省区地方政府,应改为联合政府,并尽速筹备地方普选,建立由下而上的地方自治政府。5月25日,司徒美堂以“中国洪门致公党”主席身份致函蒋介石要求:“请准派本党以国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一百名”,蒋介石对这一要求不予理睬。值得一提的是,1945年4月25日在美国旧金山召开联合国制宪会议。当时有51个国家派出代表团参加会议。中国派出了以宋子文为首席代表的代表团,司徒美堂被聘为这个代表的华侨顾问。在代表团的10名代表中,董必武是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人民的代表。当时,美洲致公堂的负责人司徒俊葱力排国民政府驻美使领馆阻拦,和旧金山华侨宪政党一道,公开为董必武同志及其随员举办演讲会,请董必武同志在会上介绍国内的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策,并负责保护他们的人身安全。董必武在会上全面介绍阐述中共坚持八年抗战、坚持广泛团结、坚持民主进步的基本政策,回答了听众的问题。董必武的演讲稿后来在当地《华侨日报》全文披露,对海外侨胞增进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产生了重要作用。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抗战胜利。胜利后的中国向何处去?蒋介石政府企图扑灭民主力量,继续维持其统治,加紧勾结美帝国主义,积极准备内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进步运动的压力下,为了欺骗人民,也为了争取时间调兵遣将,蒋介石被迫同意与中共进行和平谈判。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由延安飞抵重庆和蒋介石、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之进行“重庆谈判”。10月10日签订《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议纪要》(亦称“双十协定”),决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

与此同时,除原有的民盟、农工党和致公党等党派外,在重庆、上海等地相继成立了一些新的党派。一时间,召开党派会议,推动民主政治,成为舆论主流。

1946年1月5日,国共双方达成《关于停止内战军事冲突办法的协议》。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会议通过了和平建国等议案。国民党当局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压力下,被迫宣布政党解禁。国内帮会组织为了夺取更多更高的政治权力,开始筹建全国性的帮会政党团体。1946年4月,司徒美堂出于对祖国政治前途的关心,率美洲各地致公党代表到上海参加“全球洪门恳亲大会”。司徒美堂表示他们一行“此次回国,不特欲一瞻胜利风光,亦欲谋洪门之力强”(《申报》1946年6月17日),即借召开“全球洪门恳亲大会”之际,在国内成立洪门政党。司徒美堂认为洪门过去对辛亥革命有过贡献,抗日战争中也为祖国出钱出力;洪门人士在一千二百万国外华侨中占三分之二以上,国内各阶层中亦遍布不少,此次回国一定会得到蒋介石的支持和热情招待。所以行前,司徒美堂分别致电中共、民盟和蒋介石。中共、民盟均复电欢迎,唯有蒋介石不予答复。6月初,司徒美堂专程赴南京面见蒋介石,提出洪门组党要求,蒋介石不便当面拒绝,转命吴铁城与司徒美堂详细商谈,实际上是想以敷衍、拖延洪门组党日程,并设法加以控制。司徒美堂等人政治经验不足,对蒋介石抱有幻想,误以为蒋介石是支持洪门组党的。于是司徒美堂在6月17日就洪门组党一事对报社记者发表讲话,他说:“此次复兴洪门,即欲团结弟兄,共负建设重任,增加生产力量,使人民均得安居乐业”。他还认为:“方今最要之图,即各党各派,真诚合作,务须停止内战早求和平实现,为民族福利,俾新中国建设得早建设”(申报1946年6月17日)。司徒美堂此次谈话,表露了洪门组党初衷。蒋介石在得悉司徒美堂反对内战的政治立场后,立即指使吴铁城断然拒绝司徒美堂在国内组建洪门政党的要求。

6月23日,司徒美堂应中共代表周恩来的邀请,前往南京梅园新村30号。周恩来、董必武两位领导和司徒美堂进行了亲切交谈,向他介绍了抗战胜利后祖国的形势,解放区民主气氛,大生产运动的辉煌成果等情况。7月25日,老人不顾国民党右派分子的重重阻挠,准时出席由中共代表陆定一及在上海的民主人士马叙伦、黄炎培、陶行知、郭沫若、沙千里、梁漱溟、沈志远、张云山、孙金毅等在上海来喜饭店为他所举行的迎春茶话会。这个茶话会对老人的思想有极好的影响,它使老人对祖国现状有了较为深刻的了解。茶话会后,周恩来同志又代表中共两次亲赴司徒老人寓所与他促膝交谈,使老人对形势、对中国的前途、对中共的主张以及蒋介石政府为争夺抗战胜利成果而制造摩擦,挑起争端的本质所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全国政协会议的召开,不利于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因此,国民党在政协会议同时不断挑起事端,各种破坏行动不断升级,终于在1946年6月26日,公然撕政协决议,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发动了全面内战。与此同时,中统(CC)特务组织为了扩充反革命力量,打起了洪门组党的主意,其用心是想消除或削弱致公党组织对海外洪门的影响,进而控制海外华侨洪门组织。于是派出了大批特务渗入洪门,同时收买洪门中的一些中间分子。在出席恳亲会的各地代表中,中统分子占了多数。7月28日,国内外致公堂及海外各地洪门团体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会上,占优势的CC分子突然提出早就预谋好的成立中国洪门民治党的议程,并凭借他们所操纵的多数强行通过。会议还成立了民治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这样,这次恳亲会也就成了中国洪门民治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民治党“一大”通过了党的总章、政纲和宣言。民治党的政纲提出:在政治上“简化行政机构,缩小省区划分”;军事上“整编全国军队为国防军,分驻于编练区及国防战略地,军量以能配合国家需要为定?。国防军官兵,一律不得参加党派战争及干涉行政”;在经济上提倡“在提高国民生活,充实国防需要之计划生产原则上,尽量发展国营事业”。这些主张貌似公正,不偏不倚,其实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不利于解放区和人民解放军的壮大和发展,而有利于国民党反动派。民治党一大在违背司徒美堂本人意愿的情况下,选举他为民治党主席。不久,在CC分子操纵下的民治党又以中央执行委员会取代主席制,司徒美堂等人改任执行委员会委员。原先随司徒美堂回国并担任党的组织部长、财务委员会主任、秘书处处长的杨天孚、谢A志如、吕超然等人一并撤职。中统在民治党成立初就已占据统治地位,经过这次人事变动后,中统的张书城、吕雒九、陶履中更是直接控制和操纵了民治党中央的各部。并在华山路五祖祠的党部正式办公指挥一切。

1946年9月1日,窃居民治党组织部长的中统分子张书城代表民治党发表对时局五项主张,这些主张在国家政权和军队等关键问题上明显地袒护国民党一方,但在社会上却造成一种中间党派的假象,来蒙骗海内外洪门人士和社会各界。大部分美洲洪门组织拍来了贺电,有的洪门侨报还为此发表了社论、绝大部分的致公党或致公堂都改称为“民治党”。”

实际上,自洪门民治党成立之初,司徒美堂就处在中统的包围之中。司徒美堂在会上坚决反对将致公党改名为中国洪门民治党,但反应寥寥。民治党所提出的政治主张和他原先设想的不完全一样,和他的初衷也是不合的。司徒美堂心知上当,遂于1946年9月6日向各报记者发表谈话,声明“本人主张联合各党派和爱好和平的人民,建立民主统一的政府,然后再以经济从事于建设。我们并不是任何党派的尾巴,我们愿意以人民的意志为行动”。中统头目陈立夫闻讯,唯恐骗局败露,对他们进一步实现打人美洲洪门组织的计划不利,便请蒋介石亲自出马于10月中旬宴请司徒美堂,好言笼络,但无济于事。

1946年10月11日,国民党军侵占解放区首府张家口。当天,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的蒋介石公然撕毁政协决议,立即宣布在11月12日单独召开“国民大会”。1946年11月15日国民党果然召开了“国民大会”。参加这个“国大”的除了国民党以外,只有国民党的两个御用小党:即青年党和民社党。民主同盟和一切无党派人士,都拒绝参加。当时,中国的舆论界认为参加“国大”与否乃是对一切政治派别和个人的考试,参加“国大”的被叫做“落水”和“堕人妓院的火坑”。国民党企图用召开“国民大会”来欺骗人民,但是它却因此在中国人民中陷于空前的孤立地位。司徒美堂原来对参加“国大”还存有幻想,但通过与国民党的几经交涉,他的幻想彻底破灭,终于坚定了立场,拒绝参加“国大”,并决心离沪返美。在离沪之前,司徒美堂安排了朱家兆、谢志如、杨天孚等9位随他来沪的美洲洪门代表先行返美,自己在上海又继续居住了一段时间。

从1946年12月起,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国民党统治区广大人民爱国民主运动有了新的高涨。1946年12月2日,上海摊贩5千人,为了反抗国民党的压榨,曾经整日包围警察局。1947年2月28日台湾爆发了规模庞大、斗争激烈的“二?二八起义”。5月4日,为了反对国民党的独裁内战行为,上海各校学生举行了‘‘反饥饿”、“反内战”、“反压迫”为口号的罢课示威运动。示威运动迅速扩及南京、杭州、北平、沈阳等地,声势浩大;同月上旬,上海8千工人和学生包围警察局,另有1万5千纺织工人举行反饥饿示威;5月,上海、南京、芜湖、无锡、杭州等城市贫民相继掀起抢米风潮。“蒋介石及其走狗完全陷于孤立,蒋介石的狰狞面貌暴露无遗”。‘‘中国事变的发展,比人们预料的要快些”。“中国事变’’也使司徒美堂提高了认识。

1947年7月4日,蒋介石举行“国务会议”,随即下达“勘乱”总动员令。司徒美堂进一步看清了蒋介石的真面目,感到非走不可,乃令其子司徒健庭执笔起草了一份《脱离民治党声明》刊登在上海各报。声明大意是:本人对民治党所作所为,不表赞同,自即日起脱离民治党的一切职务,转赴香港,重返美国,致力于华侨福利工作。各方好友,不及一一走辞,请为原谅。申明登报后不久,司徒美堂即搭乘“普乐总统号”船去港。

认识提高,积极支持中共领导的革命斗争

司徒美堂是在中国致公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后抵达香港。

抗日战争后期,在重庆的原致公党总部的一些领导人陈其尤、黄鼎臣、伍觉天等人就为尽快恢复致公党组织,发动海外侨胞,特别是洪门人士支持和参加中国的革命斗争而努力。1945年4月,毛泽东发表了《两个中国的命运》和《论联合政府》两部论著,使中国的一些进步人士对争取民族复兴的道路更加明确。1946年初,陈其尤、黄鼎臣、伍觉天等人从内地到达香港与坚持在当地工作的原致公党秘书长陈演生和钟杰臣、严锡煊等汇合,以陈演生的住所为活动地点,利用原致公党总部的档案,与美洲、南洋等地组织取得联络,积极进行恢复致公党组织的工作。这些同志在抗战期间曾分别支持和参加抗战工作,并与中共和民主人士交往密切,与国共两党都有较深刻的体验,他们把祖国独立富强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可谓志同道合。他们在香港汇集之后,又得到中共华南分局连贯、饶彰风、许涤新等同志的帮助和指导,对中国革命的形势和前途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从1946年到1947年初,陈其尤等同志为恢复致公党组织做了大量工作,并旗帜鲜明地投入争取国内和平民主斗争,表明致公党的国是主张和态度,扩大致公党在国内外的影响,从而为召开恢复致公党组织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做好政治上、组织上和干部上的准备,1947年5月1日,中国致公党在香港举行了具有重大历史转折意义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致公党“三大”以后司徒美堂到达香港,旋即由香港返回故乡开平。这一时期,老人的思想苦闷已极:对蒋介石虽已不再存在幻想,但个人下一步要走什?么路,还未下决心。半年后,司徒美堂又从开平返回香港。在香港,他与李济深、陈其尤等以及中共华南分局的连贯同志交往甚密,使他对国内的的革命形势有了比较透彻的了解。同时,严峻的政治现实也使司徒美堂认识到“中间道路”走不通。于是,司徒美堂决心以洪门老人身份支持陈其尤等人恢复致公党组织,赞同致公党参加反对国民党独裁的民主革命斗争。

1947年下半年,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并且把战线推进到了长江和渭水以北的国民党统治区,解放军在各个战场都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中国的历史已经到达了一个转折点。

1948年1月6日,司徒美堂以中国致公党美洲总支部名义,电贺中国人民解放军移师南下,表示“本总支部同仁誓为后盾”,支持解放军解放全中国,“完成革命之大举,以慰四万万五千万父老同胞之期望”。④

1948年在解放战争迅速发展的形势下,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由毛泽东起草的《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口号第五项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并讨论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庄严的历史性号召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意愿。

当时,许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因躲避国民党的迫害,前往香港进行民主活动。当他们获悉中共中央发布的“五一”口号后,异常兴奋。5日5日,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和无党派人士李济深、何香凝(民革)、沈钧儒、章伯钧、(民盟)、马叙伦、王绍鏊(民进)、谭平山(民联)、蔡廷锴(民促)、陈其龙(致公党)、彭泽民(农工党)、李章达(救国会)和郭沫若(无党派民主人土)等从香港联合致电毛泽东。电文说:‘‘南京独裁者窃国卖国,史无前例,近复与美帝国主义互相勾结,欲以伪装民主,欺蒙世界。人民虽未可欺,名器不容假借。当此解放军队所至,桨食集于道途;国土重光,大计亟早宜定。同人等盱衡中外,正欲主张,乃读贵党五一劳动节口号第五项,……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曷胜钦企。除通电国内外各界暨海外侨胞共同策进完成大业外,特此奉达,即希赐教。”紧接着,各民主党派纷纷发表宣言或声明,表示响应中国共产党的“五一”号召。6月9日中国致公党在《华商报》单独发表们向应中共中央“五一’’号召宣言》,郑重表示“完全同意中共‘五一’口号,忠诚地和全国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侨胞共同担负起这个伟大历史时期的现阶段革命的神圣的任务,使新政治协商会议早日召开,实现人民代表大会的召集,建立民族联合政府的新中国!”宣言还特别强调,“中共在中国革命艰苦而长期斗争中,贡献最大而又最英勇,为全国人民起了先导和模范作用,因此,这次新政协的召开,无疑我们得承认他是领导者和召集人。”

8月12日,旅居在香港的司徒美堂在建国酒店七楼航空厅举行记者招待会,对中央社及《华商报》、《大公报》、《华侨日报》、《工商日报》、《星岛日报》等十多个新闻单位的记者发表了国是主张,对“五一”号召作出了反映,大意是:当前国内外形势大变,谁为爱国爱民,谁为祸国殃民,一目了然。本人虽然年迈,但一息尚存,爱国立志不容稍懈。中国乃四亿五千万人之中国,非三五家族所得而私,必须给人民以民主自由。本人即将返美参加洪门大会,讨论国内形势,提出政治主张,以贯彻洪门革命目标。这话出自美洲洪门致公堂元老之口,又是司徒美堂在香港息影多时后的第一次公开发言,香港各报以头条新闻争相发表,轰动一时。

招待会后,司徒美堂即秘密会见了中共地下党的领导同志,交谈了对时局的看法,以及对召开新政协的意见和建议。

1948年10月,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连贯以八路军、新四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身份,为司徒美堂返美设宴饯行。宴会地点在沈钧儒先生住所,出席作陪的还有谭天度、饶彰风、罗理实等人。席上,司徒美堂即席亲书:“上毛主席致敬书”,表示由衷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特向“出斯民于水火”的毛润之先生致敬。他郑重表示“新政协何时开幕,接到电召,当即回国参加。原信签名盖章,认真严肃,托为转呈。

在连贯设宴饯行同时,在香港的致公党领导人陈其尤、郑天保、陈演生、黄鼎臣等人也为司徒美堂举行饯别会。应陈其尤之请,司徒美堂以“洪门老人”身份发表一份书面声明,签字盖章后交陈其尤,约定在司徒美堂返抵美国后在香港各报发表,这就是:《司徒美堂拥护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声明》。申明说:美堂于1946年春自美返国,适逢当时之政治协商会议,为之大慰。奈因蒋介石玩弄阴谋,背信弃义,行独裁之政治,置民主于不顾,一手撕破政协决议,发动剿民内战,荚堂乃愤而赴港,视蒋介石如寇仇。窃思谋国之道,旨在和平,剿民内战,元气大伤。今中共中央及民主党派所号召以四大家族除外之新政治协商,进行组织人民民主联合政府之主张,余认为乃解决国内政治问题唯一良好之方法,表示热诚拥护,并愿以八十有二之高龄,为中国解放而努力。

陈其尤同志等所继续组织之中国致公党,民国二十年在香港组织中央党部时,美堂已亲自出席,加以签字赞同。今能彻底整理,奋发前进,揭民主之大旗,为新政治协商、人民民主联合政府之主张,坚决奋斗,美堂以洪门老人地位,深表同情,并竭力赞助。当随处呼吁洪门兄弟,予以声援,俾将洪门忠诚救国之精神发扬光大。荚堂复郑重声明:中国致公党之民主工作,乃洪门兄弟之良好楷模,必须团结并进,以争取中国革命之彻底成功。

司徒美堂(签字、盖章)

1948年10月18日

司徒美堂的声明,对国民党的阴谋是一个重大打击。海外许多致公党组织虽然被称为“民治党”,但对国民党政府的驻外使节是采取抵制或不合作态度。国民党企图控制海外洪门的企图并没有得逞。10月26日司徒美堂自香港乘飞机经过上海返回美国,10月30日抵达纽约,这篇声明也就于当日在香港各报刊登。返美后的司徒美堂不辞老迈,四出奔走,分别到美西各大小城市唐人街去访问演讲,报导祖国解放形势,也解释民治党组党失败原因,并在报上发表《致美洲全体洪门人士书》⑦司徒美堂呼吁:美洲洪门人士当务之急者三事:第一,促进洪门团结,与国内民主党派人士联合起来,齐一步骤,集中力量,分工合作,担任新中国的建设事业;第二,实行彻底革命。全力支持解放战争,将革命进行到底,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势力;第三,支持祖国建设。司徒美堂这些访问、演讲和文章的发表,对于团结爱国洪门人士,澄清是非,打击国民党在洪门中的活动,发挥过相当大的作用。大约也是在这一时期,针对美洲洪门人士中存在的对国内日益高涨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的一些认识问题和对共产主义制度的重重疑虑,司徒美堂“爱作答客问数则”,就中国致公党的纲领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为什么号召美洲洪门致公堂诸兄弟加入中国致公党以及中国革命成功后的走向,一一作了回答,籍以澄清美洲洪门人士中的一些模糊观念,同时也对鲜明地表达自己对社会主义的理智响望和坚定信念。《答客问》全文不长,仅一千二百字左右,但它反映了司徒美堂一生思想认识历程中,从朴素的强烈的爱国主义升华为社会主义的重大转折。当新中国的一缕曙光刚刚透出东方的时刻,司徒美堂就已认识“新民主主义的实现尚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国共产党“绝不会超越时代而实现共产主义制度的”,“这种制度之到来恐还要很长的时间,非我们这一代人所能看见的了。”这是多么的不容易。.

1948年底到1949年初,中共地下党根据党中央指示,秘密护送困留在港的众多民主人士离港北上,参加政协会议。司徒美堂因为远在美国,不及同行。毛泽东主席于1949年1月20日特意致信司徒美堂:⑧

司徒美堂先生:

去年十月二十三日惠书,因交通阻梗,今始获悉。热情卓见,感佩殊深。中国人民解放斗争日益接近全国胜利,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团结全国人民及海外侨胞的力量,完全实现中国人民的独立解放事业,实为当务之急。为此,亟待各民主党派各界民主人士共同商讨。至盼先生摒挡公务早日回国,莅临解放区参加会议。如旅途尚需时日,亦祈将筹备意见先行电示,以利进行。谨电欢迎,并盼电复。

毛泽东

1949年1月20日

当时已是83岁高龄的司徒美堂,虽较迟才接此函,但依然拒绝孔样熙等人的劝阻,立刻启程离开了侨居近70年的美国,于1949年8月13日抵达香港。由于半年前,民主人士李济深、郭沫若、蔡廷锴、陈其尤等人的突然秘密离港,那些监视他们的港英当局和国民党特务竟无所觉,这次司徒美堂来港,国民党人加紧戒备,气氛就非常紧张。饱经风霜的司徒美堂泰然地吟了两句古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一笑了之。在中共华南局的帮助下,仍按原计划摆脱国民党特务的跟踪,搭乘太占公司的岳阳轮经台湾海峡,于9月4日抵达北平。

“中国事变’’耄耋之年毅然返国为建新中国鞠躬尽瘁司徒美堂没能赶上新政协的第一次筹备会议,但正好赶上9月17日,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的新政协第二次筹备会。这次会议批准7各项草案文件,同时决定,将新政协会议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根据变化了的新形势,会议又通过了扩大代表名额的决定,由原来的510名增加到662人。其中,中国致公党正式代表6人,候补代表1人,他们是陈其尤、陈演生、黄鼎臣、官文森、雷荣珂、严希纯。陈演生因留守香港总部不能赴京。候补代表1人因故滞留广东东江。而中国致公党创始人之一司徒美堂则作为华侨界代表出席会议。

当时,司徒美堂以什么身份参加新政协是一件极为复杂的问题:陈其尤在1947年才当选为致公党的副主席(实际主持工作),但他是代表致公党参加筹备新政协签名的领导人,而司徒美堂则长期担任致公党美洲总支部主席,对中国致公党的建立、发展、改组起着很大的作用,深受致公党人的敬仰和爱戴,并且在美洲华侨中有着巨大影响。最后,还是在周恩来总理的协调和平衡下,从更广泛地联系和影响美洲华侨考虑,司徒美堂莫过于以美洲侨领身份参加新政协更为合适。此后,司徒美堂不再参加致公党的组织活动,但仍关心致公党的工作,特别是以他在海外的崇高声望和爱国土义精神,赢得了广大海外华侨和洪门人士的爱戴和尊敬,在促进海外华侨和洪门人士的爱国团结,支援祖国的革命和建设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细心过人的周恩来不仅对司徒美堂在政治上作出最为合适的安排,而且对老人在生活照顾上也考虑得非常周详,使老人永志难忘。第一件事是政协开会时,由于司徒美堂已是83岁高龄,是新政协中年龄最大的委员,年老足跛,不良于行,而汽车又不能开到中南海的殿堂门口,周恩来指示大会秘书处特制一把藤椅;由工作人员像抬轿子一样把老人抬进会场,有人戏称这种待遇叫做“特赐金銮殿乘舆”。老人表示心中受之有愧,但深为感激。第二件是北京天气严寒,司徒美堂匆忙自美来京,衣服准备不足,周恩来又命人陪同老人到前门大栅栏的瑞蚨祥量体裁衣,很快为老人特制名贵水獭领子,狍子皮大衣相赠。中共中央对司徒美堂的尊重关怀,使他深感殊荣。

第二次筹备会议确定的华侨民主人土正式代表15人候补代表2人,司徒美堂、陈嘉庚两位德高望重的侨领,在17人的名单中居于榜首,反映了当时海外1千余万侨胞的心愿,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的成功。为了庆祝政协筹备工作胜利结束,迎接政协正式召开,全体代表参加了毛主席设在瀛台的晚宴。这里曾是戊戌变法后囚禁光绪皇帝的地方,当年陈设依稀可辨o.宴会时,两位侨领有幸和毛主席同桌。席间,毛主席不时地为老人夹菜敬酒,瀛台盛宴,给两位老人留下深刻印象。曹操在《短歌行》这首诗中曾有“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名句‘事实上,封建统治者很难有此胸怀。只有中国共产党纳天下仁人志士,结成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才能做到这一点。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这次会议一致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等重要文件,选举产生了中央人民政府和全国政协的领导机构;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通过了国旗、国歌和纪年;并决定把北平改为北京,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从而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开幕式上,毛泽东致开幕词,他指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一个全国人民团结的会议”,“它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它获得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因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布自2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毛泽东庄严宣告:“占A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毛泽东的讲话洪亮清晰,令人精神振奋,他讲的每一句话,几乎都引起热烈的掌声,据有人统计,这个不太长的讲话,鼓掌多达41次,其中有一次掌声长达4分钟,在这次会议上,先后发言的尚有刘少奇、宋庆龄、何香凝、张澜、高岗、陈毅、黄炎培、李立三、赛福鼎、张自忠、程潜和司徒美堂。

司徒美堂代表华侨民主人士在致词中说:“我们华侨相信,我们的新政府是为争取广大人民利益的,我们坚决表示拥护!同时相信,我们既能把三大敌人打倒,我们有办法把祖国搞好。比如,我们I业落后,要赶紧的生产建设,侨胞在新政府切实保障华侨正当权益的号召下,一定会踊跃投资,返回祖国来,中国有无尽的宝藏,尚未开发,协助政府把自己的祖国搞好,这是我们华侨义不容辞的责任。”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司徒美堂这番表达海外赤子心声的话语,今天读来,依然令人振奋,因为它表达了海外炎黄子孙的共同心愿。

9月24日,致公党的首席代表陈其尤在大会上发言,他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实在是适合今天中国人迫切要求的一件大事,又是中国人民历史上空前的创举。‘我们的国家十后应以经济建设为第一,这是我们全国人民真正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官僚资本主义统治下完全解放出来的保证”。陈其尤在发言中所使用的词汇,虽然与今天相隔了50年,但它的内涵都是经得起时间考验而依然十分亲切。

9月26日,人民政协全体会议休会一天。但这一天上午司徒美堂和二、三十位七十以上的老人,应周恩来和林伯渠的邀请出席在东交民港六国饭店举行的午宴,“并商谈重要问题”。作为东道主,周恩来开门见山地说,今天请来赴宴的,除了几个人外,都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长辈。我国有句古话,叫做就教长者,今天的会就《共同纲领》中的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这一问题专门听取长者的意见。关于这个简称,与会的老人有的说:“留个简称,是非常必要的”;如果能照旧用它,也是好的。”也有坚决反对保留这一简称,“主张就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两次革命的性质各不相同”。司徒美堂以激昂坚定的话支持后一种意见。他说:‘‘我是参加辛亥革命的人,我尊敬孙中山先生,但对于‘中华民国’四个字则绝无好感。理由是中华民国,与民无涉。22年(前)更给蒋介石与CC派弄得天怒人怨,真是痛心疾首。我们试问,共产党所领导的这次革命是不是跟辛亥革命不同?如果大家认为不同,那么我们的国号应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抛掉又臭又坏的中华民国的烂招牌。国号是一个极其庄严的东西,一改就得改好,……。语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仍然叫做中华民国,何以昭告天下百姓?我们好像偷偷摸摸似的,革命胜利了,连国号也不敢改。我坚决反对什么简称,我坚决主张光明正大地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司徒美堂语音响亮,激动得满脸红光,听者报以热烈的掌声,全然冷落了一桌丰美的菜肴。会后,周恩来立即把会议的意见送主席团常委会。自9月27日以后,政协一次会议陆续通过的大会文件,就去掉了“中华民国”这四个字。

1949年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北京举行第一次会议,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下午3时首都30万人民群众齐集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毛泽东主席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亲手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庄严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全国政协会议结束,司徒美堂认为自己应当“功成身退”,执意要回美国,后经周恩来总理一再挽留,便留在北京。从1949年10月至1955年5月,司徒美堂一直住在北京北池子筒子河边宁静的四合院里。在美国已经生活丁六十九个年头的司徒美堂初到北京不懂普通话,但“心通胜于言通”,美堂老人的爱国之心,报国之志可以超越时空界限,克服语言的障碍。在北京生活的这段日子里,司徒美堂仍然担任人民政府的各项工作和进行各种社会活动。他那种热爱祖国,老当益壮的精神感人至深。

新中国成立后,司徒美堂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经常到全国各地视察,参加各项政治活动。他曾两次到广东乡下视察±改,号召各界人士支持土改。1950年他根据自己的亲身体会和华侨意见,写了“关于土地改革中对华侨土地财产问题处理的几点意见”提交给全国政协第二次会议,并在中侨会议上提出积极96切合实际的意见。1950年11月6日,政务院制定公布的“土地改革中对华侨土地财产的处理办法”基本上采纳了司徒美堂所提出的正确意见。次年3月,司徒美堂在再次南下广东新会、江门、台山、开平、鹤山等侨乡视察土改,返京后写了《粤中侨乡土改》长女,连载于《光明日报》,文中反映了他对侨乡土改衷心支持,并为保护华侨利益而进言。

司徒美堂虽然定居北京,但心中仍时刻挂念海外侨胞,经常对美国发表广播讲话,扩大华侨的爱国情结。为了沟通海外华侨与祖国的联系,他特地给旅美华侨和洪门兄弟提供自己在京地址,并向他们宣传和解释政府的各项政策,为新中国的侨务I作的展开而尽心尽力。1953年,司徒美堂根据旅美华侨中有数以千计的科学技术人才和管理方面的专家,就向政府建议,应当创造条件欢迎他们回来参加祖国建设。政府对他的建议十分重视,1955年在国务院专家局领导下,建立了归国留学生接待处,同时还批准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成立“留美学生家属联谊会”,鼓励和协助留学生家属与国外亲人通讯联系。从此有不少解放前留学欧美的学生络绎回国定居,为祖国建设事业贡献力量。

建国以后,司徒美堂虽然没有参加致公党的组织活动,但他依然关怀和帮助致公党组织,对致公党的工作影响很大。时光流逝,老人离开我们已经近半个世纪。今天我们纪念司徒美堂最值得学习的是他的热爱祖国、刚正不阿,紧跟时代潮流,不断追求真理的精神。让我们海内外炎黄子孙以美堂老人为榜样,团结一致,共同为实现祖国统一和在本世纪头廿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作各系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副会长、上海市华侨历史学会会长)

主要参考书目:

(1)《回忆司徒美堂老人》

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1988年5月

(2)《司徒美堂》

中国致公党中央研究室编、中国致公出版社出版2001年10月

; 注:

①关于民治党的名称,早在1923年加拿大维多利亚举行的一次“世界洪门恳亲会”酝酿建立“华侨政党”时,对政党的名称有两种意见:一种以称“民治党”为宜,意即要求民主政治;一种则认为致公党更为合适,理由是“致和欲事,公义同谋”。司徒老人当时是竭力主张改“致公堂”为“致公党”的主要人士之一。由于司徒美堂在美洲洪门组织中的威望和影响,当时,改“致公堂”为“致公党”的主张得到绝大多数代表的同意。

②毛泽东:《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1947年5月30日《毛泽东选集)1967年11月横排袖珍本第1121、1123页

③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7年12月25日)同上1140页

④《中国致公党驻美洲总支部电贺解放军胜利》1948年1月22日《华商报》

⑤当时因为南北交通不便,投递费时,隔了80多天,到1949年1月20日才由毛主席亲自作复,而复信抵达纽约之时解放军已经过了长江。

⑥《拥护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声明》引自《司徒美堂》第3—4中国致公出版社2001年10月

⑦司徒丙鹤:《司徒美堂与美洲洪门致公堂》同上256—257页

⑧《毛泽东致司徒美堂的信)(1949年1月20日)同上第303页

   

原作者: 陈昌福
来 源: 司徒美堂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本文发表日期:2003-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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