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门市图书馆文献库栏目司徒美堂在美国的生活经历及其爱侨护侨活动

著名爱国侨领、致公党创始人之一司徒美堂，一生以爱国护侨为职志，廖承志曾评价“司徒美堂先生一生所走的道路反映着国外爱国侨胞自鸦片战争以来所走过的道路”。这条道路的精髓无疑是数十年如一日的爱国主义精神，是海外侨胞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拼搏精神。司徒美堂之所以能从一名徒工成为一位海内外知名的侨领，爱国护侨从而深得华侨的信任和尊敬，应该是主要原因。司徒美堂的爱国护侨活动是密切相关的，自1904年追随孙中山革命以来。他在辛亥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至新中国成立后追求真理、与时俱进的爱国行为和精神，已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和深入的研究，但他在美国的生活经历及爱侨护侨活动还未得到应有的关注。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关资料的缺乏无疑是不容忽视的客观因素。笔者曾试图收集和挖掘有关的史料，包括英文资料，但所获甚少。因此，只能就司徒美堂在美国的生活经历及其爱侨护侨活动作一简要勾勒。

司徒美堂的大半生在美国度过。从1880年踏上美国的土地到1949年回国定居，他在美国生活了近70年。这段时期(1880—1949年)大致正是美国实行排华法(]882—1943)的时期。他在美国的生活和经历应该能反映这一时期美国华侨社会的一些状况和特点，可以说是同时期美国华侨社会的缩影。但由于有关司徒美堂在美国生活的资料的缺乏，本文只能简单勾勒其经历的某些侧面。

司徒美堂(1868—1955)，字基赞，出生于著名侨乡广东开平县。在美国实施排华法前夕的1880年赴美。这时，大西洋铁路已经修筑完工，已不再大批需要华工。美国政客掀起的排华舆论甚嚣尘上，排华运动一浪高过一浪。据司徒美堂回忆，“我去美国的时候，已经不是整批地以‘猪仔劳工’的身份去了。”听说即将通过排华立法，许多人都急于在限期截止前赴美。而广东各主要侨乡通过同乡会和宗族组织对美国的情况有更多的了解，赴美的脚步并未停止。“1880年，约有9604名中国人进入美国，1881年为11890人，1882年比过去都多，计39579人。虽然也有好几千人因前景不妙而离开了美国，但实际上也增加了29213人。”司徒美堂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离乡赴美的。

司徒美堂是在旧金山上岸的。当时，“手拿布袋，穿着中国土布便服，拖着一条辫子，形容枯槁”，这种不同的衣着和打扮成为美国排华分子攻击的借口。所以一上岸就受到了美国流氓的袭击。这种屈辱经历在他的心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也反映了华人当时在美国的实际境遇。

在美国，起初他在三藩市(即旧金山)加阑街808号会仙楼中国杂碎馆当厨师，每天工作14小时，月薪美金12元。21岁那年，因动手打了吃白饭的美国流氓，被捉去坐了十个月的牢。出牢后失业，只得去给人看孩子，当男保姆。1894年后，到美国军舰“保鲁磨”上当厨手。后来辞职转到波士顿当小贩，用小车推着肉类瓜菜满街走。1905年，到纽约组织安良堂，从此，专做安良堂和致公堂的侨团工作。

司徒美堂从旧金山到波士顿，最后在纽约落脚，在勿街(MottST．)居住50多年。中餐馆厨师、保姆、水手、小贩等职业，正是这一时期以至后来更长时期内华侨从事的主要职业。

老一辈华侨大都心向祖国，认同于祖国。司徒美堂正是华侨爱国的典范。1904年结识孙中山先生后，他筹款助饷，积极支持辛亥革命；抗日战争时期，奔走募捐，致力于抗日救亡运动；1948年，发表拥护中国共产党“五一”口号的声明，发动华侨支持祖国人民的解放斗争；1949年，毅然回国投身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在美生活的69年间，他每隔十年回一次国。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更是以80高龄，顶着各种压力、单人独马、飞越半个地球回到祖国的怀抱。还有一件事情生动地反映了他的这种爱国情怀。在1947年美国当时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与司徒美堂的见面中，司徒雷登以“半个中国人”的身份来欢迎司徒美堂这“半个美国人”。他说自己在中国住了五六十年，习惯于中国人的思想和生活，所以与其说自己是美国人，不如说自己是半个中国人。面对这种政治用意极其明显的表白，司徒美堂的回答却是发自内心的，他说，我是在美国住了69年，可是并不怎么爱现今的美国，所以不是半个美国人，我是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只爱恋中国，只愿把骨头埋在中国。认同祖国、热爱祖国的拳拳之心溢于言表。

由于美国主流社会的排斥、歧视，老一代华侨只能生活在唐人街，很难融入主流社会，在文化上也认同于中国文化。一个明显的标志是他们大多数人不会说英语，而只会说家乡的方言。居美69年，司徒美堂只会说开平话和英语。1947年与司徒雷登会面时，他用的是开平话夹杂以半生的英语，与司徒雷登交谈。在1949年9月参加政协会议时，司徒美堂与陈嘉赓两位侨领有机会第一次会面，二人相见恨晚，惺惺相惜，亲切交谈。可是，一个操广东四邑方言，一个说福建闽南话，结果谁也听不懂谁的话。最后通过秘书的翻译，才使交谈／顷利进行。这形象反映了老一辈华侨的文化认同。

虽然在美国饱受种种磨难和坎坷，并激烈地批判美国的种种弊病，但司徒美堂并没有固步自封于唐人街，而是主动与美国社会打交道，观察和分析美国社会的种种。他回忆说，“在美国我有许多朋友，彼此建立了很深友谊，其中包括前总统罗斯福先生，他给我和我所组织的安良堂当了10多年的法律顾问。我爱美国人民那种坦白率直、讲究工作效率、热爱技术科学的好品性；”

司徒美堂对恶劣环境的应对不是被动消极的，而是充满了抗争精神。他曾组织安良堂这样的团体，以集体的力量来保护自身的权利。

司徒美堂17岁加入致公堂，后来感到致公堂情况复杂、组织涣散，遂于1894年，集合堂内“少年气盛、敢作敢为”之人，另组“安良工商会”，简称“安良堂”。1905年，司徒美堂又从波士顿到纽约，组织安良总堂。安良堂以“锄强扶弱、除暴安良”为宗旨，由小到大，逐渐发展成为当地最大的下层华侨组织，会员人数最多时达2万多人。影响所及，除了波士顿和纽约两堂外，还在华盛顿等31个城市先后成立了安良分堂或安良支堂。司徒美堂以急公好义和初生牛犊不怕虎之势，使安良堂很快成为华侨堂口中的实力派，举办了很多互助互济事业，有资金、有武器，有20座自建的安良大厦。因而也成为致公堂老组织中的“龙子”，对致公堂事务往往起决定性作用。两个组织互为作用，互壮声势。华侨社团的大小活动，它们都有所涉及。致公堂和安良堂的集堂决议，有时甚至成为当地华侨所必须遵守的规矩。司徒美堂以其威望几十年担任安良堂总理及美洲致公总堂总裁。

和许多侨团一样，安良堂成立的目的是为了守望相助，团结自卫。它也基本上发挥了这样的作用。同时，它也具有所有的侨团具有的缺陷。其中，“堂斗”就是其中之一。清末至飞9世纪20年代，在美国唐人街社团帮派之间持续二三十年的的堂斗，成为美国人排斥、歧视和攻击华人的一个显见理由。堂斗的原因很复杂，这里不想作过多分析。其中狭隘的权利和利益的争夺及无谓的义气之争，是原因之一。司徒美堂晚年对安良堂的反思，忆及这一点，不胜感慨系之。深感这种殴斗行为损害了华侨的安宁和利益，是华侨史上惨痛的一页。

如前所述，司徒美堂17岁加入致公堂，长期担任致公党美洲总部主席，对中国致公党的建立、发展、改组，起了很大的影响和作用。

1904年，孙中山以“洪门大哥”的身份赴美进行革命活动，着意整顿洪门组织，司徒美堂得以结识孙中山，受孙中山影响，接受了革命思想。司徒美堂后来组织了安良堂，安良堂成为致公堂内有实力有影响的组织，司徒美堂也以洪门大哥的身份长期活跃在美洲致公堂。他对1925年致公堂的改“堂”为“党”，起了巨大的作用。早在1923年，在加拿大举行的一次“世界洪门恳亲大会”上，来自美洲各地的洪门组织致公堂的代表们就酝酿建立政党。当时对政党的名称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以“民治党”为宜，一种则认为“致公党”更为合适，理由是致力为公，并且符合致公堂原来的宗旨，适合致公堂昆仲的习惯。司徒美堂是极力主张改致公堂为致公党的主要人士之一。鉴于他在洪门组织的巨大影响，改“致公堂”为“致公党”的主张得到绝大多数代表的同意，并在1925年10月在旧金山召开的全球洪门恳亲大会上，顺利地通过了改“堂”为“党”的决议，中国致公党正式成立。1931年，致公党在香港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时，会议决定党、堂分家，以党领导堂，并把原设在旧金山的致公党总部迁往香港，旧金山原址则称中国致公党美洲总部，以司徒美堂为主席。抗日战争爆发后，致公党香港总部号召党员与祖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进行抗日救国并宣告停止活动。在此期间，司徒美堂在美洲各地奔走呼吁，号召各地洪门组织为抗战尽力以赴，得到美洲洪门人士和华侨的大力支持。

1942年，他回国考察后，觉得很有必要恢复海外致公党的组织，团结华侨爱国抗日。于是，在1945年3月在旧金山召开的全球洪门恳亲大会上，倡议恢复致公党组织。大会决议命名为“中国洪门致公党美洲总部”，司徒美堂被推选为总部的主席。会议明确提出团结抗日的口号，并通过筹赈局，公开筹款支援祖国抗日。抗战胜利后，致公党在香港筹备恢复总部工作。国民党为了削弱致公党组织对海外洪门的影响，利用上海洪门五祖祠主持召开全世界洪门恳亲大会，并在会上提出组织中国洪门民治党，并将海外原有中国致公党组织一律改为中国洪门民治党，企图以此来控制海外华侨洪门组织。对此，司徒美堂表示反对，但绝大多数不明国内政治真相的洪门代表却表示同意，并推举司徒美堂为中国洪门民治党主席。为了利用司徒美堂的影响力，达到别有用心的目的，国民党反动派对司徒美堂威逼利诱，在此险境下，司徒美堂只好闭门不出，后来几经周折，转到了香港。在香港，他与致公党第三次代表大会(1947年5月在香港召开)选出的几位主要领导人频繁接触。1948年秋，司徒美堂发表了拥护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声明，并在声明中特别提出，他拥护在1931年就已在香港建立总部的致公党。这个声明，给国民党反动派妄想利用海外洪门组织破坏新民主革命运动以沉重打击。虽然海外洪门组织大多数改悬“中国洪门民治党”的牌子，但绝大多数拒绝与国民党反动派合作。新中国成立后，海外很多洪门民治党的高层人士与中国致公党保持着真诚的洪门昆仲之谊。这都反映了司徒美堂的巨大影n向。

二、司徒美堂的爱侨护侨活动及以往对华侨领袖的研究表明，成为侨领的一个重要条件是经济实力。

特别是东南亚的华侨，情况更加如此。那里的侨领，大多是实力雄厚的实业家。司徒美堂并非实业家，他之所以能从一名徒工成为知名侨领，不外乎他的爱国之心和护侨之举。下面仅撷取几例，略加说明。

同老一辈华侨一样，司徒美堂致力弘扬中华文化，推动华文教育。不遗余力地发动和协助当地华侨创立了很多学校。他当了许多华文学校几十年的老校董。他在波士顿洪门致公堂工作时，筹建了当地的“广华华文学校”。1905年到纽约后，介绍了在波士顿办华校的情况和经验，后由纽约华侨工商总会的一位负责人捐助筹建经费5000美元，在纽约唐人街建立了一所“中华公学”。他还是加拿大温哥华《大汉公报》等华文报纸的热心支持者。在兴学办报等方面为美国华侨社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虽然回国定居，但他心中仍时刻挂念着海外华侨，竭诚为侨胞服务。由于深切了解华侨漂泊海外的心情和处境，了解华侨与祖国血肉相连、休戚与共的关系，所以他尽一切可能沟通海外华侨与祖国的联系。回国后他特地在美国的侨报上刊登了启事，公开自己在北京的地址，“侨胞函电交驰，或提宝贵意见，或为侨产纠纷、或为投资建设等事相托，美堂本为华侨服务之旨、竭尽绵力，向人民政府反映，着手解决，政府爱护华侨，使工作得以顺利进行，足慰侨昆期望。美堂现住北京、北池子、八十三号，特遍告我旅美亲爱父老兄弟，今后不论华侨有何种困难、何种意见、何种要求者，望能以兄弟谈心之态度，多向本人提出，直寄北京上址。在可能范围内，必当为各位向政府反映，请求协助解决，为保护华侨正当权益而努力!”海外侨胞给他寄来许多函电，或问局势，或提意见，或陈狐疑，他都给以详细解释。

在土地改革中，他考虑侨乡的特点，根据自己的亲身体会，既考虑国家的方针大计，同时也倾听华侨的心声，体谅他们的顾虑和担忧，关心他们在土改中的利益，在这种双重心情下，提出了关于侨乡土改的意见，既顾全大局，又切中要害。他《关于处理华侨土地房屋问题的建议书》提交给1950年6月的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会后，又写成《关于华侨土地问题的几点意见》，由中央侨务委员会转呈给毛泽东主席。1950年6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公布，其中第24条规定：华侨所有的土地和房屋，应本照顾侨胞利益之原则，由大行政区或省人民政府另定适当办法处理之。1950年11月，政务院又根据这个精神颁布了一个适当处理的详细办法：《土地改革中对华侨土地财产的处理办法》，基本上吸收了司徒美堂的正确意见。关于华侨土地问题，司徒美堂提出了八条意见。就华侨的实际身份、华侨土地的定义、华侨地主与一般地主的区分、侨眷的贫富区分、华侨捐助兴建的“学田”一般学田的区别、华侨的房屋等侨乡面临的实际而具体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些问题都是侨乡土改中非常关键的问题，解决得不好，就会伤害广大华侨的感情和利益。后来侨乡土改中出现的偏差和问题，证明了这位华侨老人的预见性。

在土改问题上，他不但提出了合乎实际的建议，而且亲赴侨乡进行考察。在侨乡，他很细致地与华侨谈心，询问他们对土改的看法，并作实地调查。在考察中，他向广大华侨阐述中央对侨乡土改的政策，号召华侨和侨眷共同努力，支持土改。这些观感传到海外，产生了很大影响，解除了华侨对土改的疑虑。然而，土改中出现的左的偏差，还是深深伤害了华侨的感情和利益，这是司徒美堂不愿看到也无力解决的，只能表示无奈。

司徒美堂对团结华侨爱国爱乡，维护国内归侨侨眷和国外华侨的正当权益，都做出了重大贡献，为致公党的建立和发展也贡献良多。其爱国功绩及护侨胞之举已深入人心，值得后人研究和学习。

摘要：司徒美堂由一名普通华侨成长为著名的华侨领袖，在美洲尤其是美、加享有崇高的威望。他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的功绩，他在侨界的历史地位，使他与陈嘉庚并称为中国侨界的“双子星座”。

中图分类号：C9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1512(2003)01—0026—05

司徒美堂是美洲华侨的著名侨领，他的一生反映了海外华侨的苦难经历和爱国、进步的历程。今年是美堂老人诞辰135周年，基于其历史功绩、历史地位以及为了更好地宣传华侨文化，联谊海外华侨华人，加强统战工作，特以此文纪念、缅怀这位把一生献给华侨事业的领袖。

司徒美堂，名羡意，字基赞，于1868年出生在广东省开平市赤坎镇中股乡牛路里(今草湾里)一个破产农民的家庭，10岁辍学，到新会县城一个小作坊做工，14岁跟随乡亲出洋到美国旧金山，开始了他的华侨生涯。

司徒美堂在美国的经历带有五邑乃至广东华侨在美国谋生的一些共同特点。1882年到美国之初，他进入旧金山唐人街五邑人(当时叫“四邑人)开设的“会仙楼”干杂工，在厨房洗碗碟，每天要工作14小时，在这里他慢慢成长为一个厨师。1886年他在美国白人家庭当保姆，1894年参加美国海军，在军舰上当厨师。1898年退伍后来到波士顿唐人街做沿街叫卖的小商贩。长期的华侨社会底层生活，使他深切地感受到华侨在海外的苦难与祖国命运的紧密联系，“我们深知国家不强之耻之痛”[1](P36)，逐渐成长为一名反清的革命斗士。

到美国三年后，年轻的司徒美堂就参加了在美国华侨社会有很大影响的反清组织——致公堂(洪门会)。1899年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逃到美国，成立了“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保皇会)，在美国华侨社会造成混乱，加深了华侨社会内部的矛盾。于是，司徒美堂联合致公堂一些热血青年在波士顿成立了以“锄强扶弱，除暴安良”为宗旨的团体——安良工商总会(安良堂)，聘请后来的纽约州州长、美国总统罗斯福为法律顾问，与康有为的保皇会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争取了受蒙蔽的华侨，有力地打击了保皇势力，安良堂后来成为孙中山先生到美洲发动华侨支持辛亥革命的主要组织。

1904年孙中山先生为了进一步发动美洲华侨，宣传他的革命理想，第二次从檀香山来到旧金山，秋天再到达波士顿。司徒美堂在波士顿致公堂第一次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孙中山先生，亲耳聆听先生阐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主张。在波士顿的5个月里，孙中山先生就住在司徒美堂家，经常与他长时间交谈，并帮助他改造安良堂。孙中山先生白天出外宣传、夜晚伏案工作的情形深深教育了司徒美堂；司徒美堂也对孙中山的革命活动给予极大的支持。孙中山先生的这次赴美，使美国的洪门会得到初步改造，洪门的“兄弟”在“反对满清，建立民国”的目标下统一起来，美国华侨的革命运动进人了新的阶段。这对司徒美堂以后的人生道路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使他“初步懂得在中国进行‘民有，民治，民享’的革命道理”[1](p119)，政治上茅塞顿开，成熟起来。1905年初孙中山转赴纽约宣传革命，司徒美堂也追随先生到纽约发展安良堂。从此，他将自己的时间、精力全部投入到安良堂和致公堂的工作之中，成为职业侨务活动家。后来他出任致公堂和安良堂总理达40余年，应该说，孙中山是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启蒙人和引路人。

1905年7月，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不久，纽约也开始发展同盟会。两年后纽约会员由最初的200多人剩下7人，负责人因愧疚而跳海自杀。孙中山闻讯后非常苦闷，他与司徒美堂商量，认为在美洲开展革命运动没有群众基础不行，还得依靠致公堂。1911年4月，广州黄花冈起义失败，国内同志致电中山先生急需15万美元。孙中山为此寝食不安，再次找到司徒美堂，希望成立美洲洪门筹饷局，发动全美华侨捐款，以解国内燃眉之急。司徒美堂认为，5元、10元集腋成裘，缓不应急，提议将加拿大多伦多、温哥华、维多利亚三地的四处致公堂大楼典押以筹措经费。这个建议得到致公堂内部一致赞成，15万美元很快汇给了在香港的黄兴。

1911年10月13日是辛亥革命爆发的第三天，司徒美堂在纽约又一次与孙中山先生相会，孙中山仍然住在司徒美堂家中。此时孙中山先生正为急需回国而缺乏路费发愁。司徒美堂马上与其他四位致公堂同志凑集了450美元买船票并护送先生上船，才使孙中山登上了回国的旅途。这是司徒美堂对辛亥革命最直接的重要支持。孙中山先生回国之后，司徒美堂又发动致公堂同志向国内通电300多封拥护孙中山先生出任总统。

多年的交往，使司徒美堂与孙中山成为志同道合的战友和相互信赖的朋友。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致电司徒美堂，邀其回国出任总统府临印官，体现了他们之间的深厚情谊和孙先生对司徒美堂为辛亥革命贡献的充分肯定。司徒美堂婉然辞谢了中山先生的厚邀，“吾乃不求做官，只图革命成功，建立民国，中华振兴。赤子报国心切，日后有何吩咐，聆听指拨，侨胞尽力效忠”[2](p86)。表现了一个华侨职业活动家追随孙中山进行革命完全是为了国家进步、民族富强的高风亮节。

中山先生去世后，司徒美堂作为这位革命先躯的忠实追随者坚守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1927年4月蒋介石背叛革命，司徒美堂立即通电，公开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痛斥蒋介石的背叛行径。致公堂自辛亥革命以后，一直是美洲反对国民党右派势力最强大的力量之一。

司徒美堂在美洲的侨务活动与祖国的命运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1931年“9?18事变”后，司徒美堂等美洲华侨忧心如焚。1932年上海松沪抗战爆发，他们又看到了希望，积极投身于支持国内抗战的热潮之中。

1．发动美洲华侨捐款。上海松沪抗战一爆发，司徒美堂便不辞劳苦，在美国四处活动，联合各侨团成立“纽约华侨抗日救国会”，发动各界捐款。他知道祖国抗战是长期的事情，便辞去其他职务，专职于抗战筹饷工作。他奔走于美国、加拿大、古巴、秘鲁、巴西、巴拿马等国之间，宣传国内抗战形势，鼓动侨胞认捐。仅纽约一地在八年抗战中各界华侨的捐款就达到1400万美元；美洲华侨募捐和认购的公债至少有4.8亿美元。在1937年秋纽约的一次抗日大游行集会后，司徒美堂将大家的全部捐款购买了100辆救护车，交给了国民政府驻纽约领事馆，这一义举轰动了美洲华侨界。他并不满足于这些成绩，通电号召全美各地致公堂成员做出更大贡献，并亲自到各地进一步发动。1938年7月，日军轰炸广州的消息传到美国，司徒美堂在纽约联合各侨团再次举行示威游行，带领其他华侨代表将抗议书亲自面交日本驻纽约领事馆。在纽约侨界的带动下，全美募捐活动增加了购置飞机的新内容。为了保证华侨的捐款捐物不被国民党政权克扣，真正用于前线抗战，他与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密切合作，将华侨们捐献的部分钱物送到了八路军、新四军手中。

2．保护访问美国的著名抗日将领。上海松沪抗战名将蔡廷锴、西安事变发动者之一的杨虎城将军先后访美，国民党特务暗中破坏。司徒美堂组织致公堂青年积极保护，他正告国民党特务，“要打先打我!”使两位将领的访美宣传获得很大成功。

3．支持华侨青年航空救国。1937年后，司徒美堂对华侨青年回国航空参战的要求积极支持，尤其看到这些青年大部分是五邑人时更是高兴，纽约华侨航空学校的不少青年就是在他的欢送下驾驶华侨们捐购的飞机回国的。

司徒美堂对美洲华侨抗日活动的开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司徒美堂一贯嫉恶如仇，经常维护华侨中的弱势人群，尽其所能为下层华侨服务。纽约唐人街一位叫杨烈的中山籍华侨因为与美国姑娘结婚一事受到美国当地方政府的刁难，地方政府将美国姑娘传讯到法庭，司徒美堂通过安良堂的常年法律顾问罗斯福为这位姑娘辩护，获得胜诉。早年到美国的华侨普遍文化水平低，绝大部分是文盲或半文盲，常常受人欺负。他们的下一代很多又不懂中文，说的是夹杂四邑话、广州话的英语。司徒美堂深感教育的重要，他在波士顿唐人街创建了“广华华文学校”，后来又在纽约唐人街兴办了“中华公学”。影响所及，美国东部很多城市都设立了华文学校，加拿大、古巴、墨西哥、巴拿马等地的唐人街也相继开办了供华侨子弟学习的学校。

中国抗战开始后，尤其是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华侨既积极支持国内的抗战，又踊跃认购美国政府发行的战时公债，并积极报名参军。司徒美堂亲自致信罗斯福总统，要求废除实行了60年的《排华法案》。1943年春，他再次向罗斯福总统致信，反映《排华法案》对华侨的歧视和危害，争取华侨的合法权益。当年12月在罗斯福总统提议下，美国国会通过废除《排华法案》。75岁高龄的司徒美堂代表广大侨胞和致公堂向罗斯福总统发出感谢信：“我们华侨感谢您!我们侨胞的后代感谢您!”“您是一位正直无私、胸怀旷达的人，当我们遭受到不平等的种族歧视时，挺身而出，替我们辩护，担当我们的法律顾问，保护我们的合法权益。我们洪门兄弟十分感谢您!”[2](p100)

鉴于司徒美堂与孙中山先生的深厚关系、对辛亥革命的贡献、对祖国抗战的鼎力支持以及在美洲华侨中的崇高威望，蒋介石集团对他也极力拉拢，孔祥熙找他商量开办华侨银行，戴笠与他商谈“国内外洪门要联络起来”的计划，蒋介石派人劝其加入国民党，诱以“国府委员”头衔。1943年春司徒美堂返回美国前向蒋介石辞行，蒋介石夫妇亲自左右搀扶走出第三道门，极受“殊荣”和“尊敬”。

然而，司徒美堂在海外所见的国民党特务的丑恶行径，1942年回国后见闻的国民党政治腐败、特务横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尤其是华侨捐款被四大家族贪污等事实，令他非常震惊、愤慨。

相反，周恩来和邓颖超两次会见司徒美堂，向他介绍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和军队积极抗战的情况，并赠送《新华日报》供司徒美堂阅读，邀请他访问延安。加上冯玉祥将军、陶行知先生和黄兴夫人黄宗汉女士等与他的促膝交谈，使司徒美堂的政治思想发生变化。1943年他回到美国后到处宣传：“忠于抗战事业，而且创造了抗战办法，展开了抗战局面的是共产党而非国民党，那么凡是爱国的人，就决不该反共，反共的人实际上也一定反对抗战。”[1](P124)

1945年3月，纽约召开“美洲洪门恳亲大会”，成立了洪门致公党，德高望重的司徒美堂当选为主席，会议通过《时局的宣言》，呼吁国民党结束一党专政，还政于民，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成立国民政府。抗战胜利后，司徒美堂代表美洲华侨政党回国，准备走一条既不偏向国民党也不偏向共产党的“中间路线”，参加祖国建设。可是，所到之处看到的贪污受贿成风、民族工商业倒闭、侨乡民众怨声载道，蒋介石反而在积极准备打内战。他再次见到了周恩来、冯玉祥、陶行知和郭沫若、沈钧儒、马叙伦等人士，了解了国内革命发展的情形，事实使他的思想发生重大的转变：“我知道：不站在蒋介石那一边，必然是爱国爱民的共产党，中间路线是没有的。人民苦难深重，不容我袖手旁观。”[1](P126)

1947年3月，他在与周恩来见面时明确表示，中国的希望只能寄托在共产党人身上。1948年10月他在香港发表声明，“视蒋介石如寇仇”，拥护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协的政治主张，并“上毛主席致敬信”，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1](P255)

至此，司徒美堂的政治思想发生根本的转变，也标志着美洲华侨的侨务工作出现重大转变。

1949年6月，人民政协即将召开的前夕，司徒美堂被推选为美洲华侨的代表，受邀回国共商建国大计。四大家族代表人物孔祥熙闻讯后极力劝阻，司徒美堂号召美洲华侨和洪门致公党成员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积极投身祖国建设。他不顾诽谤、阻挠，毅然于9月初回到北京，参加了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与毛泽东初次相见。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式上，司徒美堂代表美洲华侨致辞。9月26日周恩来召集辛亥革命时期的长辈，就国号问题征求意见。政协会议文件之一《共同纲领》中“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下有一个“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号，当时有两种意见，有的主张要，有的主张不要。在会上，司徒美堂听了一些主张保留的老人的意见后，坐不住了，站起来要求发言：“我是参加辛亥革命的人，我尊敬孙中山先生，但是‘中华民国’四个字，则绝无好感。理由是中华民国，与民无涉”，“我们试问，共产党所领导的这次革命是不是跟辛亥革命不同?如果大家认为不同，那么我们的国号应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抛掉又臭又坏的中华民国的烂招牌”，“我坚决反对什么简称，我坚决主张光明正大地用中华人民共和国”。[3]这掷地有声的发言，得到多数与会者热烈的掌声，它既反映了一位老华侨领袖对新中国的认识和期盼，又是他对这个人民新政权建立做出的有重要意义的贡献。

会后，81岁的司徒美堂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等职。他一直定居在北京，国家领导人对美堂老人极为尊重。因为司徒美堂年老足跛，走路困难，每次开会汽车都不能将他送到中南海大殿堂门口，周恩来便指示秘书处专门为老人定做了藤椅，每次由工作人员将老人抬进大殿堂；司徒美堂回国匆忙，过冬的服装未备，周恩来知道后，命人带老人到前门大栅栏特制了一件水獭领子狍毛大衣相赠。这些细微的关怀，反映了新生的人民政权高度肯定司徒美堂老人几十年来为民族解放事业做出的重要贡献。

司徒美堂在中华民族解放与新中国建设事业中，是侨界代表人物之一，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一)他的一生具有代表海外华侨爱国奋斗经历的典型意义。司徒美堂来自于华侨社会的底层，当过厨工、厨师、保姆以及沿街叫卖的小贩，其经历代表了多数美国华侨的苦难经历。

美国社会的种族歧视和对华侨的排斥，使广大华侨热切盼望祖国强大，爱国热情与革命热情紧密相联。为了推翻反动腐败的清王朝，为了将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为了建立一个人民自己的新国家，海外华侨无不节衣缩食，倾其所有予以支持，不少人直接回国参战，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司徒美堂投身辛亥革命，痛斥蒋介石背叛孙中山先生的遗训，为国内抗战四处奔走，抗战胜利后呼吁和平建国反对内战，不顾各种阻挠毅然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等等，正是海外华侨爱国斗争的一个缩影。

1955年5月8日，司徒美堂在北京逝世后，备受哀荣。周恩来主持公祭大会，并由周恩来、林伯渠执绋起灵。廖承志代表中央政府致悼词，高度评介“司徒美堂一生所走的道路反映国外爱国侨胞自鸦片战争以来所走过的道路”，指出“司徒美堂先生所走的数十年如一日的爱国的道路，也是一千二百多万国外侨胞所走的历史道路”[4]。

司徒美堂一生在政治上有三次大的转变，后两次变化与时代的脉搏、民族的利益联系在一起。17岁加入反清的致公堂是他从“小我”走向“大我”的第一步，“忠诚爱国，义气团结”的宗旨吸引司徒美堂把自己的命运与多数同胞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然而，在派系林立的华侨社会，致公堂同样有其狭隘之处；

1904年与孙中山的相识，使司徒美堂由一个堂会的活动积极分子转变为追随三民主义的职业侨务活动家，将自己的精力贡献给了华侨革命运动；

抗战胜利后，国内的现实使他进一步看清了蒋介石政权反人民的本质，毅然抛弃自己多年坚持的中间路线，站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义事业一边，完成了他一生思想的最终转变。

廖承志在悼词中对司徒美堂一生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品德给予了高度的肯定。

司徒美堂来自华侨社会底层的经历，使他了解广大华侨的想法，对他后来的职业侨务活动方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使他能想华侨之所想、言华侨之所言，深得华侨人心，逐渐成为侨界信赖的代言人。他多次在历史转折关头选择了正确的方向：跟随孙中山投身辛亥革命；在美国和美洲其他国家四处奔走，宣传国内抗战，发动侨胞支持抗战；公开反对内战，以实际行动迎接新中国的诞生。这一切为他在广大华侨中赢得了威望。司徒美堂在美国以及美洲侨界的领导地位是历史地自然地形成的，也得到各界认可。抗战胜利后他作为美洲华侨的代表被聘为联合国筹备会中国代表团华侨顾问，率美洲华侨代表返国参加民主运动，新中国建立之初又作为美洲华侨代表回国参加政治协商会议。

何香凝女士为司徒美堂撰写的墓志中称他为“美洲方面的爱国华侨领袖”[3](p261)，是对司徒美堂历史地位恰如其分的评价。他不仅在美洲华侨中享有很高的声望，而且在世界华侨社会也备受推崇。廖承志在纪念司徒美堂的悼词中说：“司徒美堂先生的去世，对于国外一千二百万华侨是一个损失，对于祖国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也是一个损失。”[4]

如今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有3200多万，[5]其主体分布在东南亚和美洲(尤其是美国、加拿大)。陈嘉庚是东南亚华侨的一面旗帜，而司徒美堂则是美洲华侨的旗帜。新政治协商会议上他们两人分别代表两大区域华侨致辞，充分体现了他们的代表性。廖承志在司徒美堂悼词中也是同时充分肯定了这两位侨界领袖的历史功绩。

从华侨祖籍地看，我国侨乡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地区，广东、福建为侨乡分布的大省，全国三大侨乡有2个在广东(潮汕、五邑)，1个在福建(泉州、漳州、厦门)。这两个省在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数量占世界华侨华人总数(3200多万)的84％以上，广东有2000万，福建有700万。[5]陈嘉庚为福建籍华侨，司徒美堂为广东籍华侨，作为华侨领袖从祖籍地方面看也具有代表性。

司徒美堂老人一生为了华侨利益、民族利益所作出的重大贡献是一笔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回顾老人走过的历程，宣传他的功绩，赞美他的精神，对于弘扬华侨文化、促进国内与海外华侨华人的联系、确立广东华侨文化在全国华侨文化中的重要地位等等，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1]司徒美堂．司徒美堂文选[Z]．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01．

[2]张兴汉．从徒工到侨领[Z]．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86．

[3]司徒丙鹤．美堂老人的“烈士暮年”[A]．司徒美堂．司徒美堂文选[Z]．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01．271．

[4]廖承志．在公祭司徒美堂先生大会上的悼词[A]．司徒美堂．司徒美堂文选[Z]．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01．3．

[5]方雄普，谢成佳．华侨华人概况[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3．309—311．